旧石器时古与古人类学研究
2015年度的旧石器时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与全新的资料，丰富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填补了空白，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深化。通过对以往发现的各类资料科学、系统的研究，为完善我国旧石器文化谱系、认识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的互动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认知。
2015年11月7日至9日，由陕西省考古学会和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史前考古龙岗论坛在陕西汉中召开，大会对近年开展的汉中盆地旧石器遗址调查和龙岗寺遗址旧石器遗存的系统发掘工作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就旧石器时古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等进行了研讨。
郁南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地处南江盆地东北部；为南江西岸第四级阶地，为了解文化遗存的保存状况，并为遗址的文物保护提供依据与对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浮市博物馆和郁南县博物馆等单位对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于2014年4月至8月进行抢救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在原生网纹红土堆积中发现上、下两个包含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出土各类石制品近400件，确认早期人类在该遗址的主要活动区域远超1000平方米。出土的近400件石制品大部分发现于下文化层。石制品原料岩性以砂岩、石英与石英岩为主，少量细砂岩与变质砂岩等，与砾石层所见砾石岩性一致。石制品类别包括石料、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石锤、石器、残石器及使用砾石等，其中又以石料、断块、碎屑、石核与使用砾石的数量为多，石器与残石器的数量相对较少。所发现的石制品类别涵盖从搬运石料、加工石器、使用石器到废弃石器的整个过程，反映出发掘区存在完整的石器生产操作链。石制品埋藏状况表明此为原地埋藏。出土石制品的石器工艺较为简单粗糙，原料与毛坯的选择较为随意，其石器生产操作链表现出的是一种高损耗、低效率的石器生产方式，这首先与石料的易获取程度有关，当时的古人类即在古南江河漫滩上进行石器生产与其他生计活动。石制品埋藏于上、下两个文化层，代表有间断的两期人类活动，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古人类主要活动在平水位时期的河漫滩上，并随着南江水位的变动发生迁徙。此外,自2012年上半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云浮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与罗定市博物馆等单位,在南江流域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区域调查。至2015年年初，在南江流域已发现66处旧石器地点(遗址)，采集到数以百计的砍砸器、手镐、手斧、刮削器、尖状器及凹缺刃器等打制石器。地点群主要集中发现于中游的南江盆地东北部，大部分地点密集分布在郁南县河口镇、大湾镇境内约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在南江两岸的第二级阶地至第四级阶地皆发现石器地点。依据地貌部位、地层堆积与石器工艺的差别，可将各石器地点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在中更新世偏早阶段，第三期应至晚更新世较晚阶段，而第二期则在两者之间。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构成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相对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不同阶段在原料利用、石器技术及工具组合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出岭南带—热带过渡地区更新世气候环境变迁之下古人类适应模式的演进。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契机（《中国文物报》1月30日）。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部，地处贺兰山台地中段鸽子山盆地周边。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2014年9月至10月，在青铜峡市文管所的大力协助下，联合组队选择鸽子山遗址第10地点进行了首次发掘。虽然揭露面积不大，两个探方的文化层也还未完全清理至底，但是取得的材料已经非常丰富。在原生地层中共计获得石制品及炭样标本700余件，还发现有一些疑似灰堆、火塘等遗迹现象。石制品以红色砂岩、石英岩为主，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细石叶以及有磨制痕迹的石制品。尽管鸽子山遗址第10地点仍然存在两面器技术和细石叶技术，但是石器的主要类型和构成发生了改变，由以普通打制石器为主向磨制石器为主过渡，类似矛头状的“贺兰尖状器”在第10地点基本匿迹，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该地区古人类生计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变。鸽子山遗址位于西北沙漠—荒漠草原—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技术行为、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也为研究人地关系、古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提供了一个典型地点。同时与周边的水洞沟遗址、长流水遗址、伊克尔索格遗址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于西北地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以及该地区农业起源、技术演化、文化变化等重大课题的推进（《中国文物报》5月22日）。
2015年5月至6月初，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江西省安义、靖安和奉新县等地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新发现旧石器遗址15处，主要分布在南潦河和北潦河的河流二、三级阶地，时代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此次调查获得石制品200余件，有备料、石核、石片、石砧、石锤、刮削器、石球、砍砸器和薄刃斧等，而最大收获是在安义县的舒家垄、郭家村、回春寺等遗址的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打制石器，根据地质地貌和石制品的文化特征，初步确定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距今50余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它的发现把江西的史前史提前到50万年前，为研究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在潦河沿岸多地还采集到手斧，这对研究中国手斧文化的分布以及古人类的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中国文物报》7月31日）。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地层堆积为古抚仙湖湖滨沼泽相沉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共出土石制品25153件、骨制品28件、木制品数十件。遗址文化层顶部发现了用火遗迹，初步判断为篝火遗存；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初步判断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甘棠箐遗址发现的木器开启了对旧石器时代东亚地区远古人类技术和行为模式认识的一个重新定位，为解决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学者的何以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与西方相比相对简单和粗糙这一学术疑问，提供了较好的解释依据，反映出旧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古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中国文物报》11月20日）。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2005年对蓟县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的基础上，于2015年4月至5月，以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综合研究”为契机，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蓟县北部山区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他们以1∶10000地形图为基础，筛选适于古人类生存并具备第四纪埋藏条件的河流阶地、山谷；结合详细的行政区划图和以往哺乳动物、旧石器考古线索，确定了以蓟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为重点的考察区域，新发现14处旧石器地点（遗址），采集石制品千余件，石制品原料以角岩、石英岩、燧石为主；剥片以锤击法为主，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间接剥片法，砸击法在少量地点被广泛使用；石制品类型较为丰富，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工具等，工具种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修理多采用锤击法，且以正向加工为主。此次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文化遗存分布的地貌部位清楚，石制品技术与类型特征明确，文化内涵丰富，学术研究价值重大，从地貌部位与文化特征推测，此次调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已经进入到旧石器时代中、早期，即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早期或更早，不晚于距今10万年，将早期人类在天津地区活动的历史推向了更久远的时代。同时，二、三、四级阶地上不同的文化面貌反映了蓟县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建立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中国文物报》12月18日)。
2011年10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塔哈乡老虎屯村东北的老虎屯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李有骞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遗址位于乌裕尔河右岸的岗地上，共发现石制品201件。这些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嫩江两岸比较常见的砾石是当时最主要的石料来源，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辅之以砸击法，大量细石核的存在说明细石叶技术在剥片技术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该遗址的剥片技术以细石叶和石叶技术为特点，工具以边缘简单修理的小型石制品为特征，这些石制品的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1期）。
2011年4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辽宁省康平和法库两县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在秀水河和辽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4处，在西山地点采集石器9件。付永平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西山旧石器地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柏家沟镇柏家沟村西山小河的三级侵蚀阶地上，9件石器均出自耕土层，石器原料种类较为单一，以玛瑙为主，工具类型较为单一，以刮削器为主，兼有石球。综合石制品类型组合、技术特征及周边环境，该地点应为一处狩猎或生活的临时营地，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物春秋》1期）。此外，万晨晨等人对吴家窝堡东山旧石器地点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东升乡吴家窝堡东山的三级阶地上。此次调查共获石器27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石英和玛瑙次之，少量安山岩和流纹岩。石器以中型、特大型和大型为主，包括刮削器和砍砸器等典型器形，明显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大石器的工业特征。推测地点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依据遗址位置、石器特征等分析，推测该地点是一处从事采集狩猎和分割食物、消费栖息等生计活动的临时性场所（《文物春秋》4期）。
陈全家等人对2002年在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歧新B、C地点发现的31件石器进行了研究，两个地点分别位于图们江左岸的四级和三级阶地上。B地点石器是以中型为主，小型和大型次之。C地点是以小型石器为主，微型和中型次之。两地点石器类型均较为简单，剥片技术和修理技术比较单一。石器原料没有发现黑曜岩，这与周围其他以黑曜岩原料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处年代暂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根据遗址的位置和两地点的石器工业特征分析，推测B地点旧石器的形成要稍早于C地点，其可能是古人们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临时性场所（《北方文物》4期）。
2012年4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沈阳市进行旧石器时古调查。在辽河、浑河和蒲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发现旧石器地点10处，农大后山地点石器丰富、地域特征鲜明，陈全家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调查共获得石器201件，分为石核、石片、断块、工具和砾石五类。在原料的选择上，普遍使用细砂岩、石英岩等石料；石器个体均较小，剥片技术以锤击法和砸击法为主，偶尔会用到碰砧法；工具中类型丰富的刮削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典型的小石器工业类型，年代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边疆考古研究》18辑）。
东营坊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县东北部东营坊村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内。2007年5月至7月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联合发掘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王春雪等人对此次工作进行了整理研究，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90件。石制品原料以黑色或灰黑色燧石为主，石制品原料系就地取材于遗址附近的河床或基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剥片采用锤击法；石器以小型为主，包括刮削器和雕刻器，由硬锤直接加工而成，方向以正向居多。根据文化层底部哺乳动物化石的测年结果，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或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增加了新的材料，扩大了其分布范围，对于揭示晚更新世古人类在该地区的行为特点及环境动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人类学学报》1期）。
2005年5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位于天津市蓟县城关镇郭庄子乡黄土坡村以北250米的黄土台地上东大屯地点进行了重点调查，王春雪等人对此次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调查所获得石制品30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不见其他原料。石制品组合含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北方的典型石片石器工业组合中的常见类型，通过对遗址周围地区进行小规模区域地质调查来看，该遗址古人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石器，所用的石器原料应采自附近河床和基岩，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边疆考古研究》17辑）。
上沙嘴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西北，最初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石制品34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并伴随纳玛象头骨犀等的牙齿化石。报道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卫奇等人经过近年来的考察和对石制品的研究认为，上沙嘴地点位于下更新统泥河湾组，且得到了古地磁测年为距今170万至160万年的确认。上沙嘴旧石器地点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第一个早更新世人类遗迹，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分布纬度最高的一个早更新世旧石器地点。上沙嘴地点地层性质的重新厘定，不仅还原了上沙嘴地点的考古地位，而且证实纳玛象这个物种早在100万年前的泥河湾盆地就已经形成，它不是最早发生在中更新世印度纳巴达河谷，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路线很值得研究。在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纳玛象的存在对于草原猛犸象的发生说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草原猛犸象缺少头骨化石佐证，有关时空演化路线和环境适应也缺乏论证（《人类学学报》2期）。
贾线年从西白遗址文化层调查所得的87件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西白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堡乡西白村南，新发现的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器和废片等，其中废片包括完整石片、破碎石片、碎片与断块等。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石英以及硅质白云岩为主，个体以小型居多，剥片技术主要为硬锤锤击法，偶用砸击法。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修理采用硬锤锤击法。根据对87件石制品组合的归纳，并结合20世纪80年代发掘报告，西白遗址为华北小型石片石器技术传统。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对于细石叶技术出现后泥河湾盆地仍“残存”小型石片石器传统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可能是不同的环境因素所决定，即缺乏资源的寒冷环境下因生存需要产生了细石叶技术，相对温暖的环境原有简单的传统石片石器技术即可满足生存需要，无须更复杂的技术；也可能是拥有不同技术的人群扩散导致这一现象的存在。这些问题尚需新的工作来佐证（《人类学学报》3期）。
侯家窑遗址以丰富的早期智人化石，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数量极多、比例极高的石球等极具文化特色，在现代人的起源、演化，旧石器文化演化、发展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但对其年代问题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为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了2007~2012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王法岗对此次考古发掘的地层提出新认识，新的考古发掘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并非出自以往报道的泥河湾层之中，该遗址的时代应该仍为以往认为的中更新世晚期之末或者晚更新世早、中期，至于各种测年结果之间的差异，除其年代可能超出一些方法的测年范围，也可能与该遗址文化层较厚、时代跨度较大有密切联系，这有待于新的系统取样测年及测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侯家窑遗址文化遗物的埋藏地层是否为泥河湾层，将对泥河湾层延续时代及泥河湾古湖消失时代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家窑组存在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赞同取消许家窑组这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建议（《文物春秋》6期）。
黄泥梁旧石器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双庙村。201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照市文物局联合在该遗址进行了试掘，陈福友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试掘工作中共获得石制品75件，其中试掘出土者71件，地表采集者4件。试掘石制品埋藏于黄土地层的古土壤层中，石制品个体较小，原料以闪长玢岩和脉石英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属石片石器工业组合；地表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类型有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等，属细石器工业组合，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此次的调查和试掘确认了黄泥梁遗址的原地埋藏属性，肯定了遗址的发掘潜力和研究价值。黄泥梁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将推动山东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进展，同时，遗址位于山东沿海地区，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将为揭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行为提供重要的科学材料，为探讨沿海地带石器技术和人流提供可能（《人类学学报》1期）。
大珠山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乔家洼社区西的大珠山东麓，2013年10月至11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陈宇鹏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灰黑色的石英岩，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石器以边刮器和端刮器为主，另有少量的尖状器、石钻等。剥片以锤击法为主，在类型组合和打制技术上都属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与以前发现的望海楼、银雀山等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应有技术传承和演变关系（《青岛考古》2期）。
2006年7月至9月，为配合安景高速的施工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至县文物管理所，对地处东至县城西的华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试掘，进一步弄清华龙洞遗址石制品的技术类型，董哲等人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对华龙洞遗址出土石制品进行了技术类型学研究。遗址出土石制品总计120件。原料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可以划分为备料、石核、石片、断块和碎屑、工具等几个大的类别，这些石器类型多样且功能存在明显分化，工具以中、小型为主，器物毛坯根据工具类型大小而存在分化，刮削器在石器工具类型中数量最多，石器工业面貌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不甚相同。根据出土动物群化石与古人类化石特征，初步判定属更新世中期。根据遗址无生产石器的工具且废片、碎屑较少的特点，推断遗址性质可能并非最初报道的石器加工场，考虑2006年发掘未发现明显的火塘、砾石堆等遗迹现象，推测华龙洞遗址的性质接近于临时活动地点（《东南文化》6期）。
肖家河旧石器地点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处于汉水右岸第四级阶地上，2006年在发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地下文物保护规划的乔家院春秋战国墓葬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地表、地层及墓葬填土中发现有打制石制品67件，杜杰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的岩性大类中以火成岩为多，原料和素材以河床中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为主;石制品的剥片和加工方式均为硬锤锤击法，剥片时虽对石核的台面不进行预先修理，但石核利用率不低，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手斧、手镐，刮削器最少;石器的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为多，双向加工的石器也有相当的比例。依据遗址所处阶地，推测肖家河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年代应该属于早更新世的偏晚阶段或中更新世早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石制品面貌和所处区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一些遗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证明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南方砾石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谱系（《华夏考古》1期）。
舒家岭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牛河乡舒家岭村，2012年3月至7月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李意愿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出土石制品的原料为就近获取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岩性以石英、火成岩、硅质灰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个体以大、中型为主，小型标本也占一定比例。遗址中出土有较大比例的砾石在遗址中以分散和局部集中的现象分布，根据倾角、倾向和长轴方向的统计分析，可以排除埋藏后的堆积，应是古人类搬运来的作为储备的原料。剥片只见锤击法。以单向剥片为主，不对石核台面进行修整；工具组合比较简单，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尖状器、薄刃斧，以前三者为主。石器组合仍以重型工具为主，但同时在遗址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小型石片。少量石片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工具，在整理过程中观察到了少数石片刃缘有使用时留下的细小片疤。从原料上来看，该遗址比早期的遗址更多地使用了石英原料，这是汉水流域旧石器遗址在向晚期发展的一个特征。从整体的类型和技术上观察，该遗址仍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范畴。根据地层结合石制品的特点，推测舒家岭遗址的年代为晚更新世。舒家岭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组合与此前在汉水流域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具有较为一致的石器工业面貌，表现为以砾石为主加工成重型工具的特点，属于华南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舒家岭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水流域晚更新世时期古人类在该区域的活动和适应性生存行为以及华南地区砾石石器工业的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人类学学报》2期）。
百色盆地因发现阿舍利技术风格的手斧以及所属的年代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08年田阳博物馆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在百峰遗址采集石制品37件，包括2件手斧和16件手镐，并采集2枚玻璃陨石，李大伟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百峰遗址位于广西田阳县西部，处于百色盆地西段，属于右江右岸第四阶地，百峰遗址采集的石制品和百色盆地第四阶地发现的石制品特征基本一致，石器表面新鲜，均未见水流磨圆搬运痕迹。原料多为石英岩、砂岩；打片和加工石器采用直接锤击法，石核利用率低、石片背面保留有砾石面；石器类型以砍砸器、刮削器、手镐、手斧为主。百峰遗址采集石制品和玻璃陨石均来自遗址第二层，为网纹红土层。百峰遗址中手斧和玻璃陨石发现于同一地层层位，进一步丰富了百色手斧的研究资料，为用玻璃陨石的形成时间来代表百色盆地手斧的年代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人类学学报》3期）。
位于东秦岭山地的洛南盆地是目前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10~201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和洛南县博物馆对洛南盆地南洛河与其南部支流县河之间的第二级阶地四十里梁塬地带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旧石器时古调查与发掘，夜塬即为众多新发现的旷野旧石器地点之一。邢路达对这一地点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夜塬地点采集的石核、石片、断块、碎片及工具等石制品617件。工具包含砍砸器、手斧、薄刃斧、大型石刀、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石制品原料为第二级阶地附近砾石层及河漫滩上的砾石，以颜色不同的石英岩及石英为主，石英砂岩及细砂岩偶有使用。石制品尺寸多为小型及中型，但工具中修理精致的手斧、薄刃斧和石刀等大型工具尺寸较大。剥片主要采用锤击法，砸击法与碰砧法也少量应用，石核剥片率较高。工具毛坯主要为石片，刃缘多两面修理。根据以往在洛南盆地的相关研究推测，该地点石制品的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夜塬地点新发现的石制品丰富了洛南地区的旧石器材料，有益于进一步探讨莫维斯线以东含阿舍利技术遗址的文化属性（《人类学学报》1期）。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2003年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地质和考古调查，新发现近20处地点。对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考古价值取得了新的认识。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于2003年正式发掘，王春雪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发掘出土石制品共计776件。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小砾石五类。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应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石核剥片和工具生产等活动。石制品组合类型简单，石核数量以砸击石核为主，石核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工具类型简单，包括石锤、石砧、刮削器、雕刻器和砍砸器，均为小型。其中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工具毛坯以片状毛坯为主，块状毛坯次之。工具修理方法为锤击法，加工部位主要集中分布在毛坯的单侧或单端。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为主，其中又以正向加工为最多。此外，还发现8件鸵鸟蛋皮串珠，根据该地点文化层的14C测年数据，该地点的年代为距今27040年前左右。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的石器工业为探究MIS3阶段水洞沟地区的古人类对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策略以及适应生存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人类学学报》4期）。
贵州以更新世洞穴遗址的发现在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古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2007年以来，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以往和近期的线索，对洞穴发育较好的贵州中部和西南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张兴龙等对此次调查进行了整理研究。新发现的9处洞穴遗址均分布在珠江水系的盘江流域，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黔中遗址的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和硅质灰岩，而黔西南石制品原料多以河流成因的石英岩砾石居多；剥片技术主要为锤击法；黔中石制品的个体较小，而黔西南石制品的个体相对较大；石器组合以刮削器占多数。区域对比显示这些遗址的年代在距今3万年后的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此次调查丰富了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在贵州的活动信息，其中惠水清水苑大洞、长顺马路大洞和安龙路边大洞具有较好的工作前景（《人类学学报》4期）。
老鸦洞遗址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并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及动物碎骨。为进一步研究该遗址，明确遗址文化及年代性质，2013年7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贵州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系统发掘，出土包括石制品、骨制品、古人类牙齿化石、动物化石、植物果核、炭屑在内的标本两千余件，关莹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老鸦洞遗址所在的石灰岩山体中含有大量的燧石岩脉，这些岩脉为古人类制作石制品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导致了遗址中超过60%的石制品均由灰黑色燧石制成，其他原料，如石英和水晶晶体，多数来自山洞周围，而非源自河流砾石，仅有极少数个体较大的砾石在地层中出现，作为石锤或垒砌火塘的材料之用；在加工技术上，硬锤直接打击是石器制作者使用的主要技术，修理台面的现象频繁出现。除硬锤直接打击以外，针对小型岩块原料，尤其是石英和水晶晶体，老鸦洞古人类还采用砸击法剥制石片，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料；从石制品类型上看，石叶制品和细石叶制品均不见于该遗址，整个石制品组合体现了典型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传统，下部地层至上部地层中所含石制品没有明显技术变化。石制品在制作技术上显示了典型的小石片石器传统特征。14C测年结果表明，这些出土物及遗迹记录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7万至2万年，以及距今1.4万年古人类在老鸦洞内生存的历史，是毕节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阶段古人类生存栖息的证据。多个石制品及炭屑、灰烬富集的层位表明了古人类对该洞穴的长时间反复利用，以及末次冰期最盛期期间人类活动的消退现象（《人类学学报》4期）。
勒瓦娄哇技术是人类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要发明，其最为经典的作品是从预制石核上剥取的龟背状的勒瓦娄哇石片和三角形的勒瓦娄哇尖状器。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勒瓦娄哇技术的研究，陈宥成等人尝试在前人基础上，从勒瓦娄哇技术的概念入手，对该技术的起源、发展、繁荣和衰退进行分析，认为勒瓦娄哇技术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距今50万至25万年的滥觞期，以“优先剥片法”生产的形态较大的勒瓦娄哇石片为特征；距今25万至13万年的发展期，以“循环剥片法”和长度大于10厘米的勒瓦娄哇尖状器的出现为特征；距今13万至5万年的繁荣期，以形态较小的各式勒瓦娄哇石片、勒瓦娄哇尖状器和勒瓦娄哇石叶以及边刮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等各式工具为特征；距今5万至3万年的衰退期，以零星遗址中勒瓦娄哇技术产品与石叶工业或其他工业混合出现且不占主体地位为特征。而这一切石器形态与技术的变化则反映了石器功能与人类行为的转变（《考古》2期）。虽然勒瓦娄哇技术盛行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中，但是在中国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中也存在有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董哲在明确了勒瓦娄哇技术的定义后，通过对金斯太遗址、水洞沟遗址、盘县大洞遗址、河套地区地点群、富源大河遗址等的材料梳理，从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的功能分析和分布区域相关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的分布和消失进行了探讨，认为勒瓦娄哇技术分布于西北到东南的生态交错带上，是面对不稳定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因其经济上的高效益使得狩猎采集者在气候波动、环境不稳定性增加时为提高流动性而被采用（《文物研究》21辑）。
两面器技术是史前人类的一项重要的石器技术传统，可谓源远流长。陈宥成等人把两面器技术的发展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阶段。两面器技术的早期始于170万年左右，出现在东非，以西图尔卡那湖地区Koliselei 4遗址为代表。两面器技术的中期大约始于距今100万年，以“大石片阿舍利”技术传统为标志，以肯尼亚奥罗格赛利(Ol-orgesailie)遗址和奥杜威峡谷Bed Ⅳ和Masek Beds为代表，并在非洲、西亚等地广泛传播。两面器技术的晚期始于距今60万至50万年，该阶段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大石片阿舍利传统消失，欧洲比利牛斯山以外发现了最早的阿舍利，但与“大石片阿舍利”明显不同。到了“后阿舍利时代”，两面器技术进入末期，但在莫斯特文化和索鲁特文化等之中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在东亚和北美，两面器技术直到旧—新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代依然长盛不衰。两面器技术从早到晚历经硬锤修理、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等演变过程，其形态从早到晚表现出小型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背后则反映了石器功能和人群流动性的变化（《华夏考古》1期）。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一直是学术界关心和瞩目的热点，李国强综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认为近年来取得的植物考古学证据表明，在距今3万至1万年之间的旧时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对植物性食物的利用经历了由广谱采集到集约—专项采集的进程，并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东胡林遗址出现了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就器物而言，在年代介于距今2.4万至1万年前后的太行山南端—黄河北部弯道地区的各遗址中，都只有代表单一采集模式的石磨盘出现，而在介于1.2万至9000年的太行山北麓—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北段地区（即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和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多个遗址中，已出现了由石磨盘、陶器、石镰、石锄等代表粟类植物专项加工和集约采集模式的组合工具，由此构成了诱发驯化的必要条件并产生了具有早期驯化特征的品种。因此，后一地区应该是北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中心。这一驯化过程的产生，是该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作用，为适应末次冰期以来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特别是距今12800年至11500年期间的新仙女木期降温事件造成的动物性食物的短缺，不断开发粟类食物资源引发的必然结果。同时，气候与食物资源的变化以及人口压力也必然导致该区人群的迁移，特别是寒冷时期的南迁。但是，早于距今1万年前的南下人群并没有承载对粟类植物进行驯化的技能，在新的聚居地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狩猎—采集模式（《南方文物》1期）。
陈胜前从理论的角度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类在生计、聚落形态、技术、人口、人地关系、人物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研究范式目前主要还是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的，显然这是不够的。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类型变化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由于石器研究方法上困难，石器技术类型与人群属性难以对等，所以很难通过它来回答现代人的扩散，也很难体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相对而言，过程考古学的功能—适宜的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技术变化的行为意义，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适应辐射、晚段的细石叶技术起源以及更新世之末到早全新世食物生产的起源，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场人类适应方式的革命。认知—过程考古学更注重从人类认知与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旧石器晚期革命。而注重研究物质意义、能动性与历史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能更好地把握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人与物关系的变化，所以，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应该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的途径。这四个范式的研究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相互替代而是补充与叠加的关系，代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对旧石器晚期革命的理解更加透彻。就中国旧考古学研究而言，我们还需要在技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史前人类的演化（《北方民族考古》2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益人通过对峙峪与法国潘色旺两个遗址的比较，从管理体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发掘理念等众多方面对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的学科发展的提出了建议（《化石》2期、《大众考古》4期）。
水洞沟第12地点位于水洞沟第1地点以北约4000米处。2007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约12平方米的发掘，获得石制品近万件。初步的研究显示，这是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导的文化遗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人类行为转变和适应能力的提升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为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解析石制品技术体系，仪明杰等人对发掘出土石核类石制品的系统分析。从石料的质地、尺寸等角度分析，结合水洞沟周边的原料调查结果，该遗址的石核类石制品原料均来自水洞沟遗址及其附近区域。石料的开发具有针对性。石核类石制品中硅质白云岩和燧石占有绝对比重，其他类型原料的使用较少。石料的利用与当地的石料构成有密切关系，原料的构成显示了开发策略的差异。锤击石核是细石核的预制阶段；砸击技术的开发对象多是以燧石为代表的优质石料，尺寸小，不适于锤击及间接剥片技术的应用；细石叶技术是该遗址的核心剥片技术，其中以楔形石核的打制技术最成体系。这种以细石叶技术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是人类在气候波动的条件下实现适应生存的重要技术保证。旧石器时代晚期连续出现气候寒冷事件，中国北方地区的狩猎采集者生存压力变大。细石叶工具在狩猎、后期处理猎物、皮革加工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些技术、生态优势使这项新技术爆炸性地扩散开来（《人类学学报》2期）。在此基础上，仪明杰等人又对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出土的楔形石核进行了具体分析，复原了其动态生产过程，以期深层次解析古人类的原料开发策略。楔形石核技术往往需要大量的预制以制备台面、楔状缘，对尺寸较大的原料需求高，但是水洞沟地区的燧石属小型砾石，尺寸小，多不具备开发为楔形石核的潜力。然而，燧石的质地均一，硬度、韧性适宜，产生的石片刃缘锋利，是受人青睐的优质原料，故将之开发为其他形式的细石核。尽管优质白云岩比重低，但是白云岩基数大，且不乏大尺寸者，具备预制潜力，因而在楔形石核中占有绝对比重（《边疆考古研究》18辑）。
刘扬等人以阶段类型学的视角为出发点，通过对遗址出土石制品的观察分析认为遗址石核的剥片过程可分为初次剥片阶段和持续剥片阶两个阶段。前者反映了石核剥片序列的预备阶段，后者则反映了石核剥片程序的生产阶段，它们在石核剥片过程中相互联系并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石核剥片的序列。两个不同的剥片阶段内部又分别区分出不同的剥片方法和技术，通过对石核技术特征的分析，推导这些技术和方法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最终概括出遗址石核剥片至少存在17个剥片序列。不同剥片序列对石核初始毛坯的形状和原料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表明遗址初始毛坯利用以及剥片方法、技术和序列的多样性，反映古人类不仅具备较高的剥片技术，还具备较强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而个别序列则显示古人类对具有特殊技术特征石片的有目的生产。将这些剥片序列与经典的石核台面数量分类法进行比较，可知后者是石核不同剥片序列产生的最终石核或阶段石核，因而它们可以具有相同的石核利用率。因此，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石核和石片类型并不是石核剥片程度的反映，而是不同剥片技术和方法在不同剥片序列和阶段（程度）的共同反映。从该层意义上讲，单以台面数量进打石核分类会导致对遗址剥片技术认识简单化，而无法真正理解复杂多样的石核剥片序列（《考古》6期）。
奇和洞遗址一期文化遗存自2008年发现以来，因年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而备受瞩目，吕锦燕对奇和洞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27件石核进行了研究。奇和洞遗址的打片技术也是锤击为主，砸击为辅，偶有碰砧法剥片。在打片上没有概念型版，基本没有加工预制台面的思维，极少转向剥片出现两个台面的情况，基本都是随意打片，没有固定的形制。所以遗址中的石核基本全为“简单石核”，石核的原材料质地较差，难以产生理想的剥片，而且石器的原料开采地就在洞口的河床上，材料随手可取，所以石核的利用率较低（《福建文博》3期）。
郧县后房遗址2010年的发掘在第②层和第③层分别出土了89件和73件石制品，时代初步推断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李英华等人运用技术分析法对该石器工业的分析表明，在工具刃口类型中，双边汇聚形态的刃口比例最高。这说明古人类可能对此类工具的需求比较大，这与古人类本身的生产活动和行为方式有关。从早期到晚期，古人类对石器工业各阶段产品从没有明显的管理发展到“专坯专用”，即根据所需要的成型工具的类型，精选4种毛坯，运用精确的规划和连贯的打制完成工具的制作。但对石器工业生产的原料一直保持“专料专用”，即剥坯概念的产品均用石英原料制成，而修型概念的产品均用石英以外的原料制成，表明古人类对原料特性已经有清晰的认知，石器工业生产体系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管理意识。石器工业生产的原料均采自二级阶地上广布的砾石层，采用的是就地取材的原料利用策略。这些都反映了古人类在打制概念、方法和管理层面上既有明显的稳定性，又有重大的突破和变化，其管理模式向更周密、更成熟的方向发展。该项分析为今后中国石器工业的技术分析提供了重要个案（《江汉考古》4期）。
砾石石器在华北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始于中更新世，并且一直延续到距今4万至2.5万年，伴随着石叶和细石器工业组合的崛起而逐渐消亡。陈宥成等人以N38°为界，分南北两部分梳理了华北地区砾石石器的发现，以其探索其与人类行为和文化特征的关系。砾石工具与石片工具反映的是两套不同的操作链，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思想。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石器工业是一个宏观的表述，正如中国南方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可以含有石片石器文化因素一样，中国华北地区的石片石器工业也含有砾石石器文化因素。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砾石石器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石片石器传统虽然出现较晚，但是之后成为人类文化选择的主流，这一传统在我国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群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砾石石器是一种古老的石器传统，而石片石器传统是随后出现的，这两个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制作砾石石器和遗址的功能密不可分，通过技术、文化、历史等角度深入理解砾石石器，对于我们今后遗址时代的判定、石器技术分析和人类行为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原文物》1期）。
陈宥成等人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大型尖状器的分析，根据毛坯的选择、利用和修理模式以及丰度等的观察，认为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相邻或相近的汉水上游、丹江口库区、三峡地区和澧阳平原等不同区域保存有不同的技术传统。汉中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丹江口库区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从现有发掘材料来看其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传统，即选自砾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大于10厘米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应当为“同质异型”类器物。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技术。大型尖状类石器在不同区域显示不同的技术传统，暗示从中更新世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并不简单的文化关系（《人类学学报》1期）。
日本学者加藤真二在对目前发现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后，认为在末次冰期冰盛期（LGM时期），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华北的旧石器人选择了频繁移动的生活方式。因此，石器群也自然地选择了在宿营地附近收集低成本、低品质的小形石料的收集方式，并且掌握了高效使用这些石料的制作办法，从而促成了石器的小型化和定型度的降低，以及剥离小型石片技术的发达。大约2.5万年前，随着猛犸象动物群的流入，带有北方系细石器工业的人群经东北部南下，并与华北人群有了接触。南下人群所持有的细石叶技术，与华北人群频繁的移动及对小型石料高效率的使用方式相适应，产生了有效狩猎武器。但是，华北人群不把这些细石叶技术直接引入，而是以他们本来就持有的剥片技术为基础，模仿使用楔形细石核的细石叶技术，或者是通过转化剥片技术等方式来引进细石叶技术。他认为河北孟家泉、二道梁、山西柿子滩S12、宁夏彭阳PY03地点、陕西龙王辿、甘肃大地湾、河南西施应该属于出现期细石器工业。同时，他进一步推测南下人群和华北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华北人群引入细石叶技术的地区可能在包括泥河湾盆地在内的长城线附近。并且在华北地区的广大范围里，极短的时期内出现了细石器工业。从此可以推定，通过华北人群的信息及物资流通网络，在短期内细石叶技术被推广得更广泛了。目前，不能够明确地表明此物资流通网络的存在。但是，内陆的海洋贝壳的出土，赤铁矿在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等特点都暗示着此物资流通网络的存在（《华夏考古》2期）。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新疆历史时期别样的文化面貌，新疆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当时的人们是否也如历史时期那样有着频繁的交流？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进入21世纪学术界所热切关注的。朱之勇人等以考古发现、研究为视角，就新疆旧石器遗址的寻找、细石器的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分析，尽管目前新疆还没有发现带有明确地层的旧石器，但对这一地区旧石器的存在还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鉴于新疆细石器遗存都系地表采集的现实情况，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以类型学为基础，以操作链、工艺因素分析等理念为导向，结合数量统计、石器实验等方法，从微观走向宏观，先做好小区域内文化面貌的研究，然后再做大区域的整合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8辑）。
石制品作为古人类留下的最丰富，同时也是保存最好的文化遗物，一直吸引着考古学家们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试图从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中解读出更多人类行为信息。彭菲在回顾了石器分析方法的发展与演变，追溯了类型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之后，介绍了操作链的缘起，并对它所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对于从操作链研究中演化出的两大分支——技术心理（认知）学与技术经济学，该文主要介绍了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具体操作方法。作者认为旧石器考古学对石制品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包含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分析方法，任何一种孤立的方法都无法全面地将石制品所蕴含的人类信息提取，只有以关联的思维，以人类行为为研究目标，结合类型学、操作链、定量、定性、宏观、微观多种方法，整合不同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古人类行为信息，这也正是操作链所秉持的整体和联系的理念（《人类学学报》3期）。
“石器工业”是旧石器时古学中常用的词语，但对其内涵和准确的定义却因个人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差异。崔天兴在对以往学者使用“石器工业”一词的含义进行梳理后认为，“工业”在旧石器时古学背景中，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单个遗址的石器组合及其加工技术；二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分布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同物质文化面貌的考古学遗存。该文进而指出考古学中的“工业”是由人类勤勉之特质所引申出来，界定为人类之特质，从而具有文化、器物组合的内涵，在考古学中流传下来并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进行使用（《中国文物报》5月8日）。
抽样是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指按一定程序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过程。抽样的目的是根据样本的观测结果对总体进行推断。按随机原则从调查总体中抽取部分单位进行观察，用以估计推算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非全面调查，又称抽样推断，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距抽样四种。在考古学研究中，抽样调查的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依据不同考古学资料的特征，确定合理、有效、科学的抽样方法是问题的关键。徐廷等人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连续重复抽样的特点，基于中心极限定理，设计了适用于大批量石制品抽样调查的具体方案，通过边抽样、边评价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样本量推断总体特征，并将其实际应用到大窑遗址二道沟地点石制品的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这种抽样方案对于石制品的物源追溯、遗址区域调查等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人类学学报》3期）。
石制品原料的产地分析是旧石器时古学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刘爽等人利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设备，选取潜在矿源与遗址中有代表性的黑曜岩样品，应用激光烧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等方法对黑曜岩矿料和遗址黑曜岩制品主微量元素进行测定，建立数据精确的部分黑曜岩样品数据库。使用便携式Ｘ荧光光谱仪扩大测量样品数量，对于异地、大量以及体形较大的完整器等进行无损测定，建立大样品数据库。选择可靠的判源特征元素组合，总结各遗址黑曜岩制品化学元素特征规律，应用社会统计学分析软件，采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等手段对不同地区黑曜岩样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合考古背景、样品性状等多方面信息综合考察，判断遗址中黑曜岩制品原料的可能来源，进行相关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8辑）。陈全家等人运用便携式Ｘ荧光光谱仪对吉林东部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黑曜岩标本进行了产地分析，根据测试结果可将这些标本的产地分为5个组群，可能有不同的产地，为今后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东方考古》12集）。
对石料进行一定的热处理是古人类在打制石器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一项技能，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发现首次证实了旧石器时代东亚古人类的热处理行为。邵亚琪等人通过压缩实验和XRD（X射线衍射）检测，对宁夏水洞沟遗址区采集的白云岩石料热处理前后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经过450℃热处理的白云岩石料材质更加均匀，硅质含量减小、钙质含量增加，抗压强度下降31%，最大应变提高27%，在应力—应变曲线上出现了明显的锯齿状波动现象。这些变化降低了打击石料所需的力度，使石料易于产生多次开裂，不容易发生一次性灾变破坏，为古人类调整打击点、打击方向和力度创造了机会，从而降低了打制难度，提高了石器的制作质量和效率。而经550℃热处理后，石料会产生大量肉眼可见的粗颗粒，打制性能下降；同时，抗压强度下降67%，石器切碎食物能力下降。因此热处理温度不宜过高（《人类学学报》3期）。
模拟打制是史前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实验考古方法之一，对于正确认识考古标本的类型和技术、解读当时人类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积累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杨石霞等人简要回溯了模拟打制实验的发展史，并评述其应用现状。模拟打制实验在欧美有较长的发展与应用历史，但最终趋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传统的模拟打制实验研究在欧洲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继承和发展，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了以定量控制、数理统计为核心的实验方法。他们以近期在山西丁村开展的角页岩模拟打制实验为例，介绍传统的模拟打制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内容，包括实验的内容设计、实施及记录和分析等。此次实验结果肯定了硬锤锤击技术在丁村角页岩石核剥片和修理中的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对使用碰砧法的推测，另外，为深入了解石制品的形制提供了参考，帮助研究者更准确的恢复“操作链”。最后对模拟打制实验存在的问题和应用前景作了讨论和展望（《人类学学报》4期）。
石制品拼合研究能够反映遗址结构和遗址埋藏过程的变化，能够反映遗物的分布状态及遗址的形成过程，是我们了解早期人类行为方式的重要参考。刘扬等人对遗址1号地点2010~2012年发掘出土的11934件石制品进行拼合研究，辨别出28个拼合组，含64件石制品。石制品拼合组空间分布等相关信息显示，遗址石制品的分布状况主要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在剥片和工具加工过程中，标本剥落到地表后被迅速埋藏，未受到后期扰动，因此在遗址中很好地保留了古人类活动最原始的信息。拼合标本断裂面的状态也更多指示它们是在剥片过程中断裂，而不是后期埋藏因素如踩踏造成的。此外，拼合石制品的发现，以及石制品构成多以小于10毫米的碎片为主，其次为石片，而石核、工具等类型的比例较少，这些都表明遗址是人类生产石片和加工石器的集中场所，为原地埋藏(《人类学学报》1期)。李锋等人对徐家城旧石器遗址346件石制品的拼合研究中获得26个拼合组，共计61件，拼合结果显示，4B、4C层剥片与石器加工行为是石制品空间分布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可能存在遗址使用时古人类对石制品位置改变的行为；4A层石制品零散分布可能反映了此时遗址处于古人类活动的边缘地带。遗址剥片方法以硬锤锤击法为主，石核剥片序列以转向为主，古人类对石料进行单层或多层开发；同时部分石器破碎后古人类可能对其进行再利用。平面分布显示发掘区内可能存在两个相对集中的剥片区域，并且古人类在同一区域剥片和加工石器。然因遗址石制品原料性质、发掘面积等局限性，拼合分析的优势并未在此项研究中尽现。今后此类研究应结合其他研究方法，综合多方面信息解释遗址形成过程、石器技术及遗址空间利用方式（《人类学学报》2期）。
原料最小单元分析是西方学者在拼合研究中逐渐发展出的分析方法。主要依据石料属性(如颜色、质地等)及理化分析(如X衍射等)将石制品划分成尽可能小的分析单元，以此为基础讨论遗址埋藏过程、石器技术、遗址空间利用等方面的信息。赵宇超等人用这一目前国内尚未普及的方法对徐家城旧石器遗址主文化层的石制品进行研究，涉及遗址形成过程、空间利用以及古人类的流动组织等方面。研究表明，古人类原地剥片行为是遗址主文化层石制品分布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文化层交界位置所受扰动程度较大；石器工业面貌权宜性色彩较为浓厚，发掘区内并未呈现明显的功能分区，同一时期可能存在其他生活中心。最后对原料最小单元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潜力做了一定讨论（《人类学学报》3期）。
在旧石器考古中发现的不单单有石制品和骨骼化石等遗物，还有许多重要的遗迹现象，李君等人对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进行梳理与分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除了常见的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外，还将动物活动形成的痕迹以及目前无法明确性质的痕迹单独列出，将其按照遗迹单位来对待，意在引起学者对这类遗迹现象的重视。虽然目前对这两类遗迹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其重要性却不能低估，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新科技手段的不断应用，对这种遗迹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它会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今后要更加注重“面”的发现与研究。通过对遗物与遗迹的综合研究，对整个遗址会有深入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对遗址群的研究层面，小角度与大视野相结合，这是旧石器考古不断深化的研究趋势（《文物春秋》6期）。
曾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的直立人北京种(Homo erectus pekinensis)（北京人）化石是当时世界上具有最为可靠发掘记录的古人类化石。1941年大部分北京人化石丢失，仅存的当时发掘出土具有鉴定价值的人类化石为保存在瑞典乌布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的3枚北京人牙齿。2011年在瑞典乌布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保存的周口店发掘出土的化石中新发现了一枚北京人牙齿化石。Martin Kundrát和刘武等人报道了这枚新发现的北京人牙齿化石并回顾了此前发现的3枚北京人牙齿化石的历史。这4枚人类牙齿化石代表了在周口店最早发现了的直立人牙齿化石，新发现的这枚北京人上犬齿齿冠咬合面磨耗较重，提示该牙齿属于一个成年个体（《人类学学报》1期）。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2015年1月刊登了张钧翔、海部阳介等人的题为《台湾第一个古老型人属》的论文，报道了从澎湖海沟60米~120米深处打捞上来的1件人类下颌骨和11种哺乳动物化石，认为澎湖下颌的时代为晚于距今45万年前，最可能为距今19万~1万年前。该文没有确定它属于人属的哪个物种，并认为难以确定性别。吴新智等人就该文提供的比较详细的丰富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后认为，澎湖下颌特别高的粗壮指数、长的髁间宽和两前臼齿齿槽长、粗壮的上外侧圆枕、宽阔的臼齿外沟和特别大的臼齿以及没有颏隆凸，提示其年代可能属于中更新世，最可能属于中更新世中后期，可能在距今45万~13万年前；它有不少特征指示其与东亚化石人类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不大可能属于直立人，还有个别特征提示其先辈可能接受过来自西方基因流的影响；参照中国中更新世人的相关数据，澎湖下颌可能属于女性（《人类学学报》3期）。
猫猫洞位于贵州省兴义县城东北顶效镇西南的猫猫山山腰上，20世纪70年代，在此发现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曹波等人将这批人类化石予以重新整理发表，从而使该遗址的发掘资料更为完整，同时对哺乳动物化石、地层、堆积物做完整的报道。该遗址的人类化石包括下颌骨4件，股骨3段，是中国南方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数量较多，系统分类地位较清楚的晚期智人的化石，并提出“兴义人”的命名。人类化石同层的鹿牙采用铀系法测年结果为距今14500年前左右，相当于更新世的末期（《人类学学报》4期）。
五十年前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2枚早期直立人牙齿被作为东亚最早的人类化石而载入史册。最初的岩性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磁研究确定“元谋人”化石出自早更新世地层，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左右，并在以后成为主流意见。但少数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并开展再研究，提出“元谋人”的年代为距今70万~60万年前。高星围绕此问题的最新古地磁研究结果重新肯定了“元谋人”为距今170万年前的结论。从地质、古生物和年代测定各方面的综合材料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他认为“元谋人”为早更新世早期的结论是可信的。但由于当时化石采集和发掘工作的局限性，这2枚牙齿的确切出土位置和埋藏状况并非十分清晰，“伴生”的文化遗存也十分模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类化石上，尤其是出土于内蒙古萨拉乌苏、四川资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重庆龙骨坡等遗址的化石材料，致使相关的研究和讨论无法建立在坚实的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古人类化石对研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扩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其生存年代的精准测定，又是开展各项研究和论证化石及文化遗存材料价值的基础。中国的大多数古人类遗址由于找不到其形成过程中的火山灰沉积，行之有效的高精度测年手段无法加以运用，致使一些遗址的测年数据不被广泛采信。另外，一些重要人类化石并非经规范的考古发掘出土，地层和埋藏学的原始信息缺失，对日后的采样测年造成了困扰，使一些数据因“先天不足”而受到质疑。对化石年代较老的情况，只能采取各种手段，获得化石发现或出土的原始信息并用多学科协作的方式做交叉验证，尽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与结论。而对于14C测年范围许可的样品，最有效的手段是在化石上做微损取样直接测年，得到化石本身精确的年代数据，这应该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人类学学报》4期）。
以往研究发现，中国直立人化石呈现较大的形态变异。对于这种变异程度及造成变异的原因，在古人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提出在直立人阶段，中国古人类已经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差异似乎没有规律性。近年，刘武等人采用不同方法对若干地点的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及其变异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他们在回顾总结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其他一些地点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的观测对比，对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表现特点及变异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一研究发现，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具有较大的变异范围。这些变异似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元谋、建始、郧县梅铺、和县牙齿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特点，代表一种原始类型；周口店、沂源等地点的标本特征相对进步，表现出更多的典型直立人特征。其他一些地点的直立人化石呈现出混合或中间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呈现出原始牙齿特征类型的中国直立人的生存年代相对较晚，其牙齿特征的原始性与生存时代不具有对应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类型反映了更新世早期和中期不同直立人群的演化状态。原始类型牙齿特征的形成不仅与演化时序性和地理分布有关，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中国直立人群的演化隔离（《人类学学报》4期）。
人类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是考古学界，同时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回顾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历史，勾勒人类进化的路线图，推测人类进化的趋势，大胆提出对基因证据的质疑，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的《探秘远古人类》在其助手徐欣的协助下创作完成，2015年5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共分7个章节，分别介绍了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神创论与进化论之争，重要人类化石和演化证据发现与揭示的过程，人类演化的历史梗概，人类在身高、大脑、骨骼、四肢及人种等方面的进化抑或退化的趋势，对人类直接祖先的寻觅与认定过程，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夏娃假说”与“多地区进化假说”这两个针锋相对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与争论焦点，以及作者个人的学业经历与感悟。最后还结合自己的科考经历对寻找野人的缘起、过程和是否存在野人这一大众感兴趣的问题做了介绍和阐述。这些相互衔接、呼应的内容既铺陈了人类起源、演化的历史过程，又展示了科学家为揭示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是我国近年来发掘的最为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之一。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动物化石、粪便化石等遗存以及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王文娟等人对该遗址出土的鬣狗粪化石进行了类型学及其包含的微体化石等方面研究，从分析统计结果来看，鬣狗粪化石中包含了丰富的古信息，如古寄生虫卵、动物毛发、孢粉、植硅体、真菌等。他们主要针对鬣狗粪化石中古寄生虫卵及动物毛发进行分析，探讨了作为寄主鬣狗罹患的寄生虫病，以及鬣狗的食物来源等情况，为深入理解更新世晚期人类适应环境与气候提供了新的证据（《人类学学报》1期）。
牛亚科动物在中国第四纪古人类遗址中十分常见，但其分类和鉴定仍存在诸多问题。南方洞穴动物群经常仅有单个牙齿保存，所以南方更新世洞穴遗址中牛亚科动物化石鉴别问题更为突出。王晓敏等人对湖北郧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出土的大型牛亚科动物化石进行了整理研究，这些牛亚科动物化石不仅有大量单个牙齿，还有残破颅骨、角心、下颌骨及头后骨骼。白龙洞的牛亚科动物角心粗短、横截面呈背腹略扁的椭圆形；额骨上的角间隆突发育且呈拱形；顶骨从颅顶退出；枕面较圆且高；角后颅骨收缩强烈使得枕骨上部变窄，颞窝明显凹进；下颌角大于90°，下颌支向后倾斜；下颌第二臼齿的结构复杂程度介于水牛和黄牛之间。依据上述特征，可将白龙洞的大型牛亚科动物化石归入大额牛，白龙洞是我国出土大额牛石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为区分南方洞穴出土的牛亚科动物化石提供了重要材料（《人类学学报》3期）。
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中期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然而对侯家窑古人类的生存年代及生存环境至今尚存争议。张聪聪等人通过野外地质观测、地磁测量和电阻率测深等工作以及动植物研究资料分析，对遗址区地质地貌环境，尤其是与古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古河流发育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在侯家窑遗址区发育一条NNW—SSE向的古河流，它形成于距今22.4万年前的泥河湾古湖泊大规模萎缩阶段，直至被晚更新世冲洪积物掩埋后才结束发育历史。侯家窑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埋藏于古河流截弯取直遗留的牛轭湖沉积层及不整合覆于其上的壤化黏土层中，时限为距今22.4万~16.1万年前，即侯家窑古人类在此地生活达６万年之久。牛轭湖区不仅适宜多种植物生长，而且水流缓滞、清澈，是各类动物优先选择食物和饮水的地方。古人类在这里使用石球围猎，较之在其他地带成功率高。侯家窑古人类生存时期，气候寒冷，但这里的地形呈面向东南的宽阔圈椅状，光照条件良好，气候温和，其间又有河流穿过，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而且遗址附近优质石器原料遍布，许多石料在河谷中即可寻到，方便石器制作。因此，对于旧石器时代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人类来讲，在寒冷的区域气候背景下，选择生存环境较好的侯家窑遗址区倚河而居势成必然（《第四纪研究》3期）。此前对侯家窑遗址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及其地层年代方面，对古人类生存时的古气候、古环境研究较少，更未见定量研究。穆会双等人利用最终筛选后的420个表土和83个地层样品的孢粉数据，采用MAT（modern analogue technique）方法定量重建了泥河湾盆地侯家窑遗址距今22万~8.5万年前的年均温和年均降水序列。依据孢粉定量重建的气候变化序列与大西洋—太平洋深海氧同位素和南极冰芯记录的MIS5、MIS6和MIS7阶段有较好对应。冰期时，泥河湾盆地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年均降水量比现在多200毫米～400毫米；间冰期时，年均气温比现在高约１℃，或与现在相近，年均降水量也与现在相近。冰期时，泥河湾盆地的古气候相对稳定，间冰期时波动频繁。侯家窑古人类生活在大理冰期（MIS6阶段），气候寒冷湿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成为侯家窑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侯家窑人已学会适应和抵御严寒的气候环境（《第四纪研究》3期）。
萨拉乌苏河地区地处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东南部边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报道的人类化石和首次成批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区域，萨拉乌苏位于东亚夏季风的边缘区和黄土沙漠过渡带，其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敏感，是中国北方沙区（沙漠与沙地）反映晚更新世以来沙漠变迁、河湖进退和气候变化的良好地区。马玉贞等人通过对前人在古生物及其所反映的古地理环境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回顾萨拉乌苏古生物与环境的研究进展。近百年来，对萨拉乌苏晚更新世以来的地层、古生物及其所反映的环境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在不同地点和地层层位发现脊椎动物化石45个属种，人类化石或遗骸15件，并进行了孢粉分析和环境重建。但在一些方面仍需更深入的研究，如孢粉记录的分辨率和解译；萨拉乌苏人类化石或遗骸的确切年代；重点连续沉积剖面晚更新世以来高分辨率的生物地层和环境变化序列、萨拉乌苏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及该区环境变化的动力机制等（《第四纪研究》3期）。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