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丰实：新石器时古
2015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开展，重要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和手段趋向于多元化，研究成果丰硕。
据统计，2015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田野考古报告6部，发掘简报50余篇，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各种论文300余篇。同时，2015年度提交答辩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近10篇，硕士学位论文30多篇。
围绕着特定的学术课题召开了一系列新石器时古的专题学术会议，例如：“早期文明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4月，北京）；“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6月，北京）；第22届世界历史大会卫星会议——“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8月，山东济南）；“齐家文化与华夏文化国际研讨会”（8月，甘肃广河）；“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8月，内蒙古赤峰）；“《良渚玉工》学术成果发布会暨良渚文化玉器与中国古代玉器工艺学术座谈会”（10月，北京）；“《襄汾陶寺》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11月，北京）；“黄河流域史前陶器与文明·社会学术研讨会”（12月，山东济南）；“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暨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12月，湖北天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12月，大连）；等等。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这一部分内容既包括2015年度公布的考古新发现资料，也有相当多的往年发掘资料系统整理后的正式全面出版。以下分八个区域予以简要介绍。
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公布的新资料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主。在鲁南薛河流域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累计调查面积约260平方千米。调查中对采集的遗物、遗址边界、堆积剖面等，普遍采用了GPS定点记录方法。同时，分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商代、西周、东周和秦汉九个时期，对调查区域发现的聚落遗址分类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在具体分析各个时期聚落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将这一长时段的聚落发展过程归并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后李和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时期、两周及秦汉时期，揭示了长达数千年间的稳定发展过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快速发展并产生早期文明的重要时期，而大汶口是迄今为止分布区内最大的遗址。2012~2013年，在8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7座保存完整的房屋基址。房址排列整齐，朝向东南，面积整齐划一，均为边长约42米的正方形。房址开口于第4层层面，周边有一圈较为密集的柱洞，地面上遗有石、骨、陶器若干，其中大口尊的发现较为重要，显著扩大了此类器物向北分布的区域。每座房址之上皆均匀地布满一大层小块红烧土堆积，其中包含有明显为墙皮或房顶的残块。其他遗迹很少，同时期的灰坑只有2座，位于居住区的东北侧，其中1座埋有2只整猪，1座埋有1只幼猪，当有特殊用途。上述重要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区域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考古》10期）。
皖北地区固镇南城孜和宿州杨堡两处遗址，均发现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存。南城孜遗址发现的8座房址，均为有成排柱洞的地面式建筑，并且在修建之前用纯净的黄土或白色土铺垫，然后再挖柱坑立柱。此外有一定数量的灰坑和少量土坑墓。杨堡遗址的遗迹主要为墓葬和灰坑。发现的6座小墓均为土坑竖穴，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种，而侧身屈肢的葬法在大汶口文化中较为少见。从出土遗物来看，南城孜和杨堡两处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均属于晚期阶段偏后时期，与尉迟寺同类遗存的晚期相当（《考古》2期）。
龙山文化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既有边线王的早年发掘资料，也有新发现的尧王城、南城孜和杨堡等。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地区一处重要的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历经多次发掘，2012年以来的新一轮发掘，有两项重要发现。一是在遗址内部发现一座早期环壕城址。勘探和试掘结果表明，城墙南北长近500米、东西宽约300米，包括城墙在内的面积接近15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为26米~28米，墙体基础部分有用石块铺垫的现象，可能与良渚文化的影响有关。城墙外侧的壕沟宽近30米。城墙始建和最初使用的时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后时期，与丹土和垓下城址的时代相若。这是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第三座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二是城内发现分布密集、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房址。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6座，为典型的台基式建筑，即先行在地面用土铺垫出相对高一点的土台，然后在土台上挖槽筑墙体，墙体有夯土墙和土坯墙两种。房址的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面积在12平方米~15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一些出土较多完整或可复原的龙山文化陶器的灰坑，当有特殊用途（《考古》9期）。
边线王是继山东城子崖，河南王城岗、平粮台之后较早发现的一座龙山文化城址，一直没有正式的报告或简报公布，所以学界长期以来都只能引用《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极其简单的报道。边线王位于鲁北中部的河流域，由于遗址所在位置较高，是历年整地和挖土的主要地点，所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多数地段去掉耕土后便暴露出生土。边线王的城址仅保留着城墙的基槽，地上部分基本没有保存下来。随着海岱地区一系列城址和环壕的发现，如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阳冈等城址和李寨、后埠、逄家庄、苏家村等环壕，人们发现这些面积均远远大于边线王的龙山文化城址，均是在平整的地表上直接筑墙，完全没有挖基槽的现象。而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多是环壕聚落。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对边线王的城墙基槽心存疑虑，认为城墙基槽或许就是壕沟，或者主要是壕沟，该遗址很可能就是一座环壕聚落。新公布的资料继续坚持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墙基槽的存在，同时，认为“内城大约构筑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外城构筑于龙山文化中晚期”。不过，从报告中公布的出土陶器可知，边线王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均为龙山文化前半期，最晚也只到龙山文化中期前段，没有晚期的遗存（《海岱考古》8辑，科学出版社）。
南城孜和杨堡相距不远，均存在着依次的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即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共同特点是，年代均为龙山文化后半期，文化面貌上既有与北、东两侧的鲁南、苏北地区龙山文化相同的特征，也有与豫东鲁西南地区相似的因素，如各种拍印纹饰和罐类器物较多等，甚至还有一些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因此，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深入研究（《考古》2期）。
继青岛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水田遗迹之后，近几年在位置略偏东南的青岛市黄岛区台头遗址发现了新的疑似龙山文化水田遗迹。水田位于遗址边缘，为面积较大的大片纯净灰黑色淤积土，并发现类似于土垄的黄色土堆积。从疑似水田遗迹中采集的151份土样，经检测水稻植硅体的密度超过1000/g的有111个，所占比例达70%以上，达到和超过了水田的数值。从而为在当地及更北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寻找早期水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
继辽东半岛地区的《文家屯——1942年辽东先史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和《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塚の研究》两部早年发掘资料的田野报告正式出版之后，2015年度又整理出版了上马石贝丘遗址1941年的全部调查和发掘资料。上马石遗址位于辽宁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后来发掘的小珠山和吴家村等遗址就在邻近的广鹿岛。宫本一夫等通过对上马石遗址发掘资料的系统研究，认为该遗址存在长时段的文化发展过程，即“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偏堡—小珠山上层—双砣子1期1—3期—上马石A区下层—上马石A区上层—上马石BⅡ区—尹家村2期”等遗存。这一编年与目前完整的辽东半岛古代文化遗存的编年体系比较，只是缺少小珠山中层和偏堡文化之间的吴家村期。这一编年体系对于建立整个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完整序列和年代对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对旱作农耕和稻作农耕的传播和扩散、日本弥生时代的开始年代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上述编年的前半部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小珠山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提出新的五期划分意见，与此大同小异（《辽东半岛上马石贝塚の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位于大连金州张家岚后山的积石冢，尽管遭受严重破坏，仅存一座大冢，出土遗物也不多，但在被完全破坏之前经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冢内11座小珠山三期文化墓葬，为辽东半岛地区沿黄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新资料（《北方文物》4期）。
后李文化的区域差异、相互年代关系以及与北辛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意见。梅圆圆把后李文化分为西河和月庄两类遗存，认为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不是传统认为的那样西河较早而月庄较晚，而两者基本是平行发展的。提出月庄类遗存发展为北辛文化之后，又与西河类遗存并存了一段时间。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月庄遗址在西，后李遗址在东，西河遗址位于两者之间，而月庄遗存未见于同时的西河，却越过西河出现在更东面的后李和前埠下遗址之中，令人费解。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海岱考古》8辑）。
中原地区新发表的资料比较丰富。年代较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前六次发掘的基础上，2001年进行了第七次发掘。特色是充分利用科大的科技优势，全面开展了目标明确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内容几乎包括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报告在全面公布居址、墓葬的发掘资料之后，分12个专题报告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矿资源、遗址古环境、经济形态、农业、技术工艺、聚落形态、用龟习俗、原始文字和骨笛等。此次发掘对所有文化层和遗迹单位定量采集土样进行水选，鉴定后发现，农业经济的比重远远低于采集。从而得出贾湖先民的生存策略是以捕捞和采集为主，狩猎为辅，农业和家畜饲养仅处于从属地位的结论，修正了原来的认识。科学研究资料的系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换言之，田野阶段非系统性的点缀式取样，有时会得出误导人们认识的结论。这是在考古学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条重要经验，应引起考古学界同人的重视。此外，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小麦，这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豫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展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其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
河南灵宝北阳平和西坡遗址的发现，为学界正确理解和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和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周边有河和人工壕环绕。在遗址中心位置发现的较大规模广场，四角各有一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这种聚落布局当继承自仰韶早期。2011年发掘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F107，面积169平方米，由半地穴坑体、柱槽和槽内立柱、半地穴墙体、火塘和居住面等部分构成。F107恰好位于前期大型房址F108（广场四角四座房址之一）之上，形制和结构相近，但方向掉转了90度，为南略偏西。由此看来，仰韶中期偏晚阶段，西坡遗址的聚落布局与前一阶段相比发生了明显改变。向心式聚落结构的结束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的社会组织开始产生较大变化或变革。所以，为了全面了解和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微观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今后应有计划地持续开展西坡遗址的发掘工作（《考古》5期）。
山西省东南部的浊漳河上游地区，地形复杂，以山地和丘陵地貌为主，属于自成一系的地理单元，以往的考古工作较为薄弱。2010~2014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田野考古调查，旨在梳理和把握区域内早期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基本内涵。经过调查和复查，确认古遗址263处，在95处遗址采集了标本并予以介绍。其中仰韶早期7处，仰韶中期27处，仰韶晚期33处，庙底沟二期文化41处，龙山文化59处。调查资料的发表为今后在该地区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浊漳河上游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在经过了30年的期盼与等待之后，陶寺遗址1978~1985年的发掘资料，在发掘团队的努力下，终于呈现给了学界和广大读者。占地总面积达43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前期七年间发掘面积达7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报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发掘资料，主要有居址和墓葬，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两大部分。陶寺遗址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虽然排列得严整规范，但相互之间的分化和差别则十分明显，并且大中型墓葬分布得相对较为集中。故报告将墓葬划分为大中小三型六类十二小型，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较为清晰地展现了陶寺这一都城级别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中心聚落内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为中华文明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土了一大批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如鼍鼓、土鼓、石磬、龙盘、文字、铜器、玉器等，而且首次在中国北方地区清理出一大批完全朽蚀不存的成套木器和葬具，如鼍鼓、木案、木俎、木盘、各种木豆、木盆、木斗、木勺、木碗、木杯、木觚、木仓形器、木桶等，大凡其他质料有的容器，都有木制者，从一个角度向我们再现了史前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今后的同类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范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下编主要是出土遗物的检测、鉴定和分析，内容包括孢粉、出土木材、人骨、动物遗存、石器和玉器、陶器、铜器、彩绘木器、颜料、乐器以及遗址的地貌环境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襄汾陶寺》，文物出版社）。
陶寺遗址发现城址后开始的新一轮发掘，重要发现不断。前几年在大城东南部发掘出一座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夯土基址。基址长约27米、宽约19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整体是由主体建筑、东西南三侧墙基础和中间围拢起来的庭院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建筑。这座位于陶寺城内手工业作坊区的大型建筑，当与城市的手工业生产管理关系密切（《考古》1期）。
位于晋南运城盆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包含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龙山文化遗存的面积达450万平方米。经勘探和局部解剖发现的龙山文化环壕，壕内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属特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截至2012年，累计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房址29座、陶窑9座、灰坑近200座、墓葬289座。房址均为小型，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或更小，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三种。陶窑由工作坑、火膛、火道和窑室等部分构成，圆形窑室的直径在1米~15米。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种主要形制，头向西南。土坑墓集中成群分布，相互之间有一定分化，按墓室面积可分为较大型和小型两类，前者多有木质葬具，后者墓室狭小，仅可容身。所有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周家庄遗址与相距不远的陶寺规模相当，文化面貌大同小异，但两者的等级就目前资料而言差别很大，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考古》5期）。
位于河南禹州的前后屯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2010年发掘的2000平方米，以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为主，也有少量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出土遗物中有一定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如篮纹鼎和罐、匜、高足杯等（《考古》4期）。新郑龙湖兴田遗址的发掘，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的房址、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及大量陶器等遗物，有助于对豫中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华夏考古》2期）。
陕北石峁龙山文化特大型石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成果。而城内布局、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需要长期而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新近公布的两处遗址发掘资料，后阳湾位于内城东部，呼家洼位于内城皇城台南部。两地点共发现6座房址和5座墓葬。后阳湾的房址均为地穴式白灰面房址，面积10余平方米。墓葬则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类。出土遗物中还发现1枚鳄鱼骨板。这次抢救性发掘虽然面积较小，但出土遗物为确定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内涵提供了一定证据（《考古》5期）。此外，在榆林寨峁梁、神木圪垯梁遗址也发现与石峁时代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与文物》2期）。经过较大面积发掘的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发现龙山晚期的椭圆形环壕，壕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墓葬等。为了解石峁所在的榆林、神木地区龙山晚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物》5期）。
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称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或称为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有学者为维护自己的见解而进行新的论证或提出新的证据。徐永杰从两者典型单位的叠压打破和共存关系入手，重新审视和讨论了两者的年代关系。按半坡和庙底沟各分为三期，半坡文化一期早于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一期可以早到半坡文化二期，而半坡文化三期则和庙底沟文化二、三期平行发展，两者大抵同时结束（《考古》3期）。
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西城驿，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说其重要，一是地理位置重要，遗址位于连接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上，这是学界从早年安特生开始就一直关注的区域。二是遗址的文化内涵重要，不仅发掘出用于青铜冶炼的遗迹和遗物，还发现了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遗存，如大麦和小麦、土坯等。西城驿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一期为马厂文化向四坝文化发展的所谓“过渡类型”；二期为四坝文化，或认为四坝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10期）。在正式发掘之前，曾对西城驿遗址进行过三次调查，确定其面积为35万平方米。在第一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物，第二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过渡类型”和四坝文化的遗物，两个地点均采集到铜矿石、铜渣、铜颗粒等冶炼遗物（《考古与文物》2期）。张雪莲等对西城驿遗址的26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并对其测年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马厂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135~前1900年，四坝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530年（《华夏考古》4期）。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已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2014年，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3600平方米，发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齐家文化最为丰富。齐家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灰沟、陶窑和墓葬等。房址面积不大，多不足10平方米，平面有圆角长方形、圆形和椭圆形等多种，一般由居室、灶址（部分有壁炉）、门道、门前活动场地等部分构成。几栋房屋合用一个户外活动场地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新发现。出土遗物除了石、骨、陶器之外，还有青铜器、玉器、卜骨等（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以下简称《考古发现》）。
谢端琚从发现和工作过程、分布区域和年代、房屋和墓葬、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认为石岭下类型的14C测年在公元前3980~前3042年，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狩猎业。总体上属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收获，是近年来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前已有不少零星报道，2015年度较为全面地发表了东山村遗址的发掘资料。东山村遗址包含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有1座房址和16座墓葬。墓葬成组分布，以南北向为主，相互之间有分化，但不明显。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较为清晰：中部为房址密集的居住区，被红烧土覆盖的5座房址有规律地排开，其中长方形建筑F1，面积达85平方米；西部是高等级的大中型墓葬分布区，10座大墓均位于此区；东区分布着22座中小型墓葬。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蕴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例如：第一次揭示出崧泽文化高等级聚落的真实面目，进而昭示着崧泽文化偏早阶段的社会分化就非常明显，为后来一进入良渚文化就达到很高水平做了充分的铺垫；至晚从崧泽文化偏早阶段开始，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就分区独立埋葬，这一中国后来普遍实行的埋葬制度，很可能肇始于崧泽文化（《考古学报》1期、《考古》3期）。
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兴吴家浜遗址，为一高出周围水田的土墩，发现了比较单纯的马家浜文化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13座、墓葬15座。房址平面为长方形，有柱洞和灶坑。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有的还发现木质葬具。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和动物骨骼等。吴家浜遗址是浙北地区继罗家角和马家浜之后又一处重要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0辑）。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安乐遗址，是一处围绕着山冈由多个独立的遗址点组成的山前坡地遗址，保存较好。2013~2014年又发掘2000平方米，发现丰富的崧泽文化遗存，其中有房址1处、红烧土遗迹28处、灰坑13座和墓葬90座。出土遗物除玉、石、陶器和木器之外，还有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等。从宏观上看，浙北西部山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居多，而东部平原则多为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两者之交，有一个由西向东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原因待考（《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又有较多新资料面世。1987年以来的调查显示，良渚城址外围西、北方向的近山地区，存在着由多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两个系统组成，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位于城址北侧大遮山前的塘山水坝群，东西向分布，整体近似横“L”形，东西长约5千米，局部存在内外双坝。第二组是城址西侧略远处的鲤鱼山水坝群，由四条水坝连接断续的5座小山丘，东北与塘山水坝相连，形成低坝系统。第三组是岗公岭水坝群，位于低坝的西北山中，目前发现的6座水坝，可分为东西两小组。筑坝工艺和14C测年数据显示，水坝的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早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关于这一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的功能和用途，目前有防洪、运输、蓄水、灌溉等不同意见，与莫角山良渚文化古城遥相呼应，直接相关。
最近几年，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外郭城。经探查后基本确定，由古城北面的扁担山—和尚地遗址、东面的郑村—里山—高村遗址、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基本轮廓。整个外郭城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2700米，面积约8平方千米。卞家山和扁担山等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呈条形分布的遗址，均为人工堆筑的居址，同时也是外郭城城墙的组成部分。良渚古城东郭城之外发掘的美人地遗址，发现了6处良渚文化的人工土台遗迹，土台的大小不一。在土台靠近河道一侧发现3处防护的木板遗迹，结构为：下部铺设纵横交错的枕木，其上为竖立的整齐木板（以上均见《考古》1期）。吕青等分析了良渚古城城墙铺底石的形貌特征、岩石类型及组合。调查古城周边山体露头及冲沟岩石的特征后认为，古城铺底的11种岩石类型均产自附近山体，所以其来源是城周边的山脚和山涧冲沟（《华夏考古》2期）。
先后经过四次发掘的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揭露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包含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三个时期的连续堆积和各种遗存。小兜里主要遗迹有人工修筑的土台、墓地和其他建筑遗迹。土台分布在东西两区，始建于崧泽文化晚期，沿用到良渚文化甚至马桥文化时期。发现的50多座墓葬，主要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从整体上看，良渚文化墓葬的等级不高，但社会分化和分层十分明显。如M5、M6和M8，墓室面积为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数量较多，使用了玉石钺、冠状玉梳背和其他较多玉饰，但未见琮和璧等，应属聚落内的社会上层。小兜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是配合基本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发掘期间困难重重，但发掘质量堪称一流。发掘者对土台、墓葬等重要遗迹的精细清理，获取了不同形制的葬具、随葬品的配置等许多稍一疏忽就无法获取的资料。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M5和M8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与其有关联的“大口缸”均为崧泽文化晚期型式，这是文化上的“滞后”或是两者并非一体，值得关注（浙江省文物博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著《小兜里》，文物出版社）。
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海宁杨家角遗址，坐落在村南一处人工土台之上。经发掘除了发现少量灰坑和灰沟等遗迹，主要是清理了22座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西距良渚遗址群约16千米的余杭三亩里遗址，坐落在横山北侧，由东西两个人工土台构成。在16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较为密集的居住遗迹，如柱坑和柱洞、沟槽、灰坑、灰沟、水井以及墓葬等。三亩里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主体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部分可以延续到良渚晚期；晚期遗存则为相当于龙山早期阶段的钱山漾文化。此外，萧山金山和桐乡董家桥遗址也发现少量良渚文化遗存（均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0辑）。
受良渚古城发现的启发，上海博物馆在福泉山遗址寻找城址线索时，于北侧吴家场隆起的地段发现了一处新的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的4座良渚文化墓葬，以M207的规模较大，残长385米、宽约2米，面积接近8平方米，与反山大墓的规模相当。葬具推测有一椁一棺，墓中使用了6只狗殉葬。随葬品总数达308件（组），其中有包括1件琮、3件璧和6件钺在内的280件（组）玉器。同时，还发现2件长度达90厘米的片状大型象牙器（权杖），底端突出的榫头恰好插入象牙镦孔之内。象牙器的主体表面雕刻有纤细的云雷纹，在边缘位置有十组精美的浅浮雕“神徽”图像。由此可见，M207的等级属于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级别，其墓主当为福泉山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贵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福泉山M207大型象牙器的成功提取和精美图案、纹饰的剥离和复原，得益于整体运到室内进行实验室发掘清理。此前有过不少的失误和教训，所以，今后在田野发掘阶段遇到类似重要遗存，应排除一切困难采取措施整体运回室内进行处理（《考古》10期）。
镇江马迹山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广富林文化遗存，虽不丰富，但增加了该文化的分布点（《东南文化》1期）。
距离凌家滩遗址仅2000米的韦岗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经发掘后发现成群柱洞、陶片和烧土堆、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和陶片为主，特征和时代与凌家滩遗址居住区相同。结合在凌家滩周边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表明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凌家滩遗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边有不同层级的众多聚落支撑和拱卫，从而为正确理解和认识凌家滩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考古》3期）。
江西抚河流域乐安、宜黄两县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一批先秦时期的古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4处，从采集的遗物看，与赣江流域文化区的面貌相近。同时，也有与良渚文化类似的因素。这一调查工作，填补了赣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空白［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I），文物出版社］。
2014年是崧泽文化正式命名30周年，有一系列文章讨论了崧泽文化的有关问题。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已无疑问，但张敏认为崧泽文化与前后文化之间的界缘尚不明确。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之间，替代大于传承，两者可能有一段平行发展的时间。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过渡段”，明确的归属也存在不确定性。陈杰认为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除了继承本地马家浜文化的传统之外，更多的是受到皖江流域甚至更西文化的影响，在成功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因素之后，在中期阶段达到其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不仅反向影响了许多地区，也为后来良渚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栾丰实认为崧泽文化可以区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周边影响区三个层次，其核心分布区在环太湖周边一带。随着崧泽文化的崛起，其向北方扩散和影响的力度不断加强，这从崧泽文化典型器物陶豆和大口尊向北方的传播可得到确证。而文化传播和扩散的程度可以明确分为四个层级，并对应着四个区域。朔知将皖江两岸与崧泽文化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东西两区，聚落选址多在岗地边缘，形成了以玉石器为主体的文化特质，同时吸纳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文化发展很快达到一个高峰，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化进程（以上均见《东南文化》1期）。
良渚文化的去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鹏飞从探讨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内涵入手，认为良渚文化末期出现大量新的文化因素，意味着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后者的典型特征来自良渚文化内部。同时，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文化因素，最终完成了由良渚文化到钱山漾文化的过渡。曹峻对钱山漾文化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认为本土文化因素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素占主流地位，而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居于次要位置（均见《东南文化》5期）。此外，曹峻还从文化面貌概况、器物形态和特征等方面讨论了广富林文化的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认为广富林文化的主体因素来自当地的钱山漾文化，其中也有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东方考古》12集）。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资料较为丰富。位于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之间的青山岛青山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由于发掘面积较小，发现的遗迹不甚丰富，主要有人工土台、房屋基槽、灰坑（报告名之“坑穴”）、灰沟和栅围沟槽等。遗址的时代较为单一，报告分地层及遗迹、遗物两大部分予以介绍。遗物部分先按器类划分型式，选典型标本介绍，然后以探方、层次、遗迹为单位，将可辨别的器形按单位一一介绍。整体看下来，确如作者所言，“有重复冗赘之嫌”。在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古代社会研究的今天，如何编排和发表田野考古资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报告最后在总结青山遗址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湘江流域同时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提出“堆子岭文化”的命名，在分布上与鄂东皖西南的黄鳝嘴文化、长江中段的大溪文化、沅江中上游的高庙上层文化并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湘阴青山》，科学出版社）。
龙嘴遗址位于湖北大洪山南麓，西北距著名的石家河遗址只有6000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城址、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其中以城址的发现最为重要。龙嘴城址属油子岭文化时期，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69米，面积82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约17米，残高1米~32米。城墙东、南、西三侧环湖，北侧有壕沟，壕宽约18米，深15米左右。整体上由城墙、自然湖泊和壕沟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城垣结构。在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17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中，龙嘴城址的时代仅次于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也是江北地区最早的城址，从而为探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垣聚落的起源、发展、功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著《天门龙嘴》，科学出版社）。
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内外屡有重要发现。2011年在城内中心谭家岭遗址南部低洼地段进行了小面积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灰坑、木构遗迹和瓮棺墓葬等。出土遗物十分丰富，除了较多石器、陶器和陶塑人及各种小动物等，还首次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竹编、木器、木桩、木板和原木等有机质遗物。木构遗迹有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由陆地伸向河道的码头类遗存（《考古》3期）。
位于随枣走廊涢水流域的随州佘老湾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由东西两区构成。发掘资料表明，这是一处以石家河晚期和后石家河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于认识随枣走廊与大洪山南麓后石家河文化的不均衡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江汉考古》6期）。
赵亚锋分析了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产生的背景，认为是在与汉东地区激烈冲突中修建起来的，其用途与大溪文化阶段的城址有所不同，应该承担着一定的防御功能（《湖南考古辑刊》11集）。
重庆丰都玉溪坪是三峡工程淹没区一处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2年发掘2000平方米，包含新石器时代及商周等时期的遗存。发现的遗迹数量不多，主要有房址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遗迹如柱洞和烧土面、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遗物比较丰富，可以划分为早晚两期三段。推测早期在公元前2900~前2600年，晚期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中间有一定缺环（《南方民族考古》11辑）。
嘉陵江流域以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多，最近几年，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北碚一带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遗址。其中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庙、牛黄坝、老菜园和北碚大土等5处遗址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几处遗址发掘面积都不大，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也不甚丰富，但基本的文化面貌比较清楚。除了合川河嘴屋基时代略早，其他4处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均在距今5000~4500年，与峡江地区玉溪坪文化晚期大同小异，可归为同一文化（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坐落在大渡河中游西侧的四川泸定县坪上遗址，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以后多个时期的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有灰坑和部分石器、陶器。坪上遗址尽管出土遗迹和遗物不甚丰富，但对于以往工作比较薄弱的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四川文物》6期）。
位于贵州中部的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由A、B、C三洞组成，为典型的洞穴遗址。2011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B两洞，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整体上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出土石器以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测定年代为距今10200~8700年；第二期是洞穴内的主要堆积，石器仍以打制为主，但已出现磨制石器，经济生活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年代在距今8000~5500年。第三期的显著特征是开始出现陶片，并且制作技术较高，故发掘者认为与第二期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推测年代为距今5000~3000年。第四期已进入历史时期。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为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考古》8期）。
紧邻金沙江支流桑园河的云南宾川白羊遗址，坐落在河岸的台地之上。遗址面积不大，但文化堆积十分丰富，地层厚达55米，可分为25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灶、火塘和火堆、灰坑和墓葬等。房址有多种，如直接在地面立柱建房、半地穴式、在基槽内立木柱和在浅基槽内垫柱础石等。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之分。土坑墓的墓主葬式有二次葬、断肢葬、合葬、单人葬等。白羊村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推测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200~3600年（《考古发现》）。
青藏高原东南部从自然地理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藏东川西、藏南和喜马拉雅山南翼。罗伊考察了这三个区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其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主要是由相似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中原文物》4期）。
内蒙古东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继2010年和2011年两次大规模发掘之后，2012年、2014年对该遗址抢救性发掘3150平方米，发现24座房址、23座灰坑和7座墓葬。聚落遗址内部以房址为主，一般遗址常见的其他遗迹如灰坑数量不多，墓葬甚少。三次发掘的7400平方米范围内的68座房址连成一片，布局严整，排列有序，整体上蔚为壮观。因为哈民聚落的房址可能是因为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突发性不幸事件，从而导致聚落内房屋在短时间内全部毁灭，所以，对这一保存完整的“活态聚落”所承载的哈民社会研究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在2011年探出并确认了存在环壕之后，此次又在其外侧相距5米的位置发现一条新的环壕，表明哈民聚落外围为双环壕结构。哈民一类遗址主要分布于西辽河以北以东的科尔沁草原地区，年代在距今5500~5100年，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可命名为“哈民文化”（《考古》10期、《草原文物》1期）。
牛河梁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存——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密集分布区，在不到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6处祭祀遗存，被称为红山文化的圣地。为了廓清牛河梁地区古代遗址及祭祀遗存的分布和变迁，进而探讨牛河梁祭祀遗迹群的性质、归属及内部组织等相关问题，近期在牛河梁地区40多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调查分四个时期记录了陶片分布点的情况，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和祭祀遗存之间存在着分层对应关系，即调查区的东北和西北各有一个小型社区，对应着新发现的小规模祭祀遗存。而南部原有的大规模密集存在的祭祀遗存，则可能为整个红山文化所有。由于调查面积过小，目前的证据似不足以得出以上结论（《华夏考古》3期）。
坐落在内蒙古林西县柳树林村东北丘陵西南坡的柳树林遗址，在2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红山文化房址20座，灰坑30座，同时出土了一批石骨器和陶器资料，陶器以筒形罐和叠唇钵为大宗。房址为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以圆角长方形和圆角梯形为主，房址使用面积在30平方米~80平方米。柳树林遗址为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的聚落遗址，保存相对较好，值得今后关注。敖汉旗七家红山文化遗址亦经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较为单纯而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其中包括房址10座，灰坑73座，灰沟1条，出土一批石骨蚌器和陶器。房址成组分布，均为半地穴式，开间有双间和单间之分。极具特色的是双连间房址，平面呈“吕”字形，均为前后室相连的结构。一般前间较小，中部呈坑状下凹；后间面积较大，为主室，内部或设前后排列的双灶。以上两处遗址的发掘，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居住类资料（均见《草原文物》1期）。
吉林伊通杏村和羊草沟两处遗址的发掘，发现左家山二、三期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等遗迹。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出土陶器以筒形罐为主，并发现少量玉器。为东北中部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资料（《考古》6期）。
张星德选择朝阳小东山等7处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对出土典型器物进行了类型学排比，进而将红山文化早期再细分为早中晚三期。并与后冈一期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进而认为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后冈一期文化有关。故红山文化早期可以称之为后冈期红山文化（《边疆考古研究》18辑）。赵宾福等重新讨论了小河沿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分别与红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同时存在，晚期晚于红山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超过公元前5500年，下限可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边疆考古研究》17辑）。
在以往小规模试掘的基础上，2013~2014年又两次发掘福建三明南山遗址，对4号洞穴和山顶部分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揭露。发现柱洞、灰坑和大型蓄水池及墓葬等遗迹，出土石、骨、陶器千余件和大量炭化稻谷。南山遗址的发掘收获，对于完善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现》）。
位于广东龙门山前侵蚀台地的庙山遗址，2015年经过较大面积的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有柱洞、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石器和陶器。陶器分为硬陶和软陶两种，以硬陶为主，外表普遍施加各种纹饰。从文化归属来看，庙山遗址早期为虎头埔文化的地方变体（《四川文物》6期）。
广西邕宁凌屋贝丘遗址坐落在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面积约3000平方米。2013年，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303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墓葬的葬式主要有屈肢葬和肢解葬两类。屈肢葬又有仰身、侧身、俯身和蹲踞等不同形式。肢解葬约占全部墓葬的三分之一，也有多种形式。凌屋遗址自下而上的年代大体与顶狮山文化第一至四期相当，绝对年代在距今10000~6000年（《考古发现》）。
坐落在海南陵水桐栖港西北岸的桥山遗址，为一处典型的潟湖沿岸沙丘遗址，2012~2014年发掘600平方米。以遗址第3层层面为界，层面之上叠压的遗存和第3层遗存的面貌不同，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海南地区以往甚少发现距今万年以来的史前遗址，桥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建立海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考古发现》）。在海南西部昌江流域的考古调查中，新发现和复查了10余处史前文化遗址。何国俊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为距今5000~4000年。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海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时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缺环，文化发展上也不衔接和不连贯，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百越研究》4辑）。
陈伟驹以广东牛栏洞为例，探讨了华南地区史前遗址的年代学问题。认为牛栏洞遗址的动物骨骼14C测年偏晚，而螺壳的14C年代较好地反映了该遗址的真实年代。由于年代学处理模式的改变，导致众多岭南史前遗址的年代都可能有所改变，其后果甚至会带来整个岭南史前文化格局的调整（《东南文化》6期）。
王小庆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大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地区迄今所发现的距今1万年以前的早期陶器。认为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6000~15000年，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类开始尝试制作和使用陶器。到距今1万年前后，陶器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用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国大陆存在两个与陶器起源关联度较高的区域，即华南地区和华北西北部，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日本列岛与后一个文化系统存在一定关联（《四川文物》5期）。
何驽通过分析陶寺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天下观，认为“地中”概念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其中王湾三期的强势对外扩张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原概念与“中国”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原文化研究》5期）。
关于“龙山时代”的时间跨度，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为公元前3000（或略晚）～前2000年，主要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二是为公元前2600（或2500）～前2000年，只包括龙山期诸文化。王立新认为应以后者即严文明先生于1981年提出的“龙山时代”的时间范围为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著《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概念10年之后，在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时，认为可以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归入龙山时代早期，而“龙山时代的年代就当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持续达一千年”（《龙山时古新发现的思考》，载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魏坚等认为，分布于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共同源自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两者在房址形态、陶器的基本器类、彩陶纹样、经济形态等方面具有较多相似性，社会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由于后来的发展，两者逐渐产生较大差异（《边疆考古研究》18辑）。
中原地区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太行山东西两侧历史上都曾起过通道的作用。张渭莲和段宏振提出，太行山东麓的南北狭长地带，位居中原、北方、山东、黄土高原四个文化区的夹缝地带，既是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的沟通桥梁，而主流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文化走廊。然后从自然环境、考古分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等方面，分早、中、晚不同阶段探讨了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最后，分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和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六个时期探讨了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基本格局（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社）。
1922~1923年，安特生依据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甘肃地区史前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石、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夏鼐先生利用1944年赴西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机会，对安特生当年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一一审核，并适度发掘，最终修正了安特生分期的错误。栾丰实对这一工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还原了夏鼐先生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东方考古》12集）。
由严文明提出并和赵辉一起主持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研究课题，作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第一个重点课题，于2001年正式立项，2005年基本完成。因种种原因到2015年才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所以，文中所用资料绝大部分止于完成之前。课题的指导思想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分区域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力求梳理出史前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的演进和轨迹，进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全书除了前言和后记之外分为9个部分，总体上按区域来探讨和分析中国各主要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与早期文明的发展。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魏峻），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栾丰实），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张弛），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秦岭），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孙华），北方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韩建业），东北南部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郭大顺），论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赵辉），西亚史前聚落的发展与文明进程（杨建华）。赵辉最后综合讨论了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启动、多元进程、两个模式、阶段性、动因和历史的表达、“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特征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文明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
“早期中国”是考古学近年来迅速走红、热度持续不减的名词，其阐释迭有新论。韩建业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认为其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可称为“早期中国之前的中国”。而公元前5000年之后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的文化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早期中国的三大文化系统。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的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得以形成，产生所谓的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层次的结构。公元前3500~前1800年，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上是新石器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从万国林立到中原中心的出现。公元前1800~前1300年是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其核心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同时，他还探讨了早期中国与五帝及夏商时期的古史传说，分析了早期中国的地理环境、环境变迁与文化演变的关系等问题（韩建业《早期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江汉考古》3期）。
杨育彬、郑杰祥、窦志力等总结和归纳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特点，赵春青、马世之、李慧萍等讨论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早期中国的关系等（《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李伯谦认为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并认同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的观点（《华夏考古》4期）。何驽讨论和分析了陶寺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陶寺中晚期之交，宫城大部分城墙受到大规模破坏，到晚期偏晚，被破坏的宫城墙体又得到修复重建，但工程比较潦草。此后不久，宫城又被彻底平毁。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陶寺晚期人牙锶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的移民比例占到75%以上，从遗址中饲养的家畜由以往的家猪被绵羊所替代，以及陶寺与石峁两个城址的异同分析，何驽认为造成陶寺晚期两次平毁失去都城地位和社会动荡的策源地很可能是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谢银玲、陈淳翻译了戈登·威利的名著《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认为他在秘鲁河谷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标志着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这一开创性研究，是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东南文化》4期）。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古代社会研究转移，聚落考古作为一种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得到学界的广泛采用和实践。聚落考古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区域聚落形态属宏观范畴。裴安平对区域聚落形态包括戈登·威利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区域聚落形态弊端种种，如并非史前晚期才开始产生，混淆了聚落遗址自然群落和社会组织的区别，忽略了小区域的聚落形态及其变化，不能反映史前聚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将遗址和聚落混为一谈，过分强调面积和内涵的重要性，等等（《东南文化》1期）。
陈继玲等引入陶器风格的分类方法来讨论查海聚落的居住性质。所谓陶器风格主要包括了陶器的形态、纹饰和制作技术三个方面，据此把查海遗址房址中的筒形罐归纳为三组风格。认为时间不是风格变化的主因，而是与居住方式和性质联系紧密。进而推定第一组的房址为临时居住，第二组为短期居住，第三组则为长期居住。这一研究把国外流行的陶器风格分类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考古研究，其结论还有待于证实（《边疆考古研究》18辑）。
姜寨遗址的资料发表以来，国内各种研究层出不穷。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多年多人研究过的聚落资料，可否产出新的重要认识，克里基斯琴·彼得森（美）和吉迪恩·谢拉克的《姜寨：中国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南方文物》4期）给出了答案。文章依据发表的姜寨报告，在概括仰韶文化和姜寨遗址的环境背景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讨论了姜寨一期聚落的聚落分区、建筑的分布和大小及功能、户口的估算、农户的储藏能力、遗址内动物骨骼的废弃形态、家户的人工制品组合等。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如传统的认识是，姜寨聚落的各个区（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区块）可能统一控制着区内的生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以及消费、积累和再分配，并且是当时聚落内基层的主要决策单位。而上述研究认为，资源的生产、集中和消费是以家户为单位来安排，生产的侧重点和家户之间的交换，都是由家户做主，不受区一级首领控制。于是，在生产侧重和剩余产品的积累上展现了丰富的多样性，从而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复杂社会发展的重大起点，并展现了不平等的最初萌芽。这一成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其中一些基础性问题，还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方面。如姜寨仰韶一期聚落的三个亚期，是否如其所说只有40年，从而不必要划分开？中国新石器时代房屋从建造到废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如何确定聚落内同时存在的房址数量？如此等等都有不确定的因素。
程玲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贝丘和沙丘为代表的史前海洋宏观聚落形态的变迁。认为冰后早期随着海进海洋聚落开始发育，到达高峰时呈现“河网—滨海”的聚落分布格局。距今6000年之后海平面回落，贝丘聚落逐渐荒废，沙丘聚落持续发展。距今5000~3000年海平面回升，海洋聚落呈现开始扩张的态势（《南方文物》2期）。
程玲讨论了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早全新世为“海岛聚落”初现时期，距今65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海岛聚落”的发展阶段，距今5000~3000年的晚期海洋聚落由海岛向海岸和近海河岸扩张。海峡两岸史前宏观聚落形态时空格局的变迁，反映了闽台史前人类对海洋环境的适应和利用（《百越研究》4辑）。蔡彦从宏观角度讨论了台湾地区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原住民在北部丘陵定居，带着稻作的大陆居民开始来到嘉南平原。中期开始向西部平原扩散，台中盆地和嘉南平原得到进一步开发。晚期则主要集中于东西两岸的低地，形成两大集团分庭抗礼的局面（《华夏考古》2期）。
张弛的论文集《社会权力的起源》（文物出版社），是通过墓葬的葬仪来探讨社会权力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书中多数文章在不同场合公布过，未公开发表的有5篇，即作为序言的第一篇和结语的最后一篇，以及正文中的第四篇和最后两篇。序言是从宏观层面来讨论史前考古的社会权力研究，并进一步引申到葬仪中的社会、观念和权力，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史前考古中墓葬和墓地研究的得失。结语则从社会、观念和权力三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史前葬仪发展的阶段性，或者说由这三个层面解读社会和权力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裴李岗时期、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从无到有，社会分层由起步到越来越明显；各个地区所展现的权力形态既有相同之处，如尚武，也有完全不同的方面；从仰韶中期开始就存在于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邦国，到第三阶段尚不能确定是否发展到更高一级的邦国联盟或王国形态的政体。正文中的三篇，即《五千年前的社会权力形态——以大汶口（早期）、东山村和凌家滩大墓为例》《大汶口大型墓葬的葬仪》《陶寺和龙山大墓的葬仪》，则是做出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从方法、研究过程和结论都值得一读。
钱耀鹏等对半坡遗址仰韶早期墓葬的埋葬方式重新进行了检讨。认为以往的认识存在诸多疑问，以埋葬特征为分类标准，把半坡仰韶早期墓葬的人骨分为五类，即骨骼基本完整而有序、局部骨骼位移或缺失、整体位移且摆放整齐、整体位移而摆放凌乱和骨骼零星或缺失严重。最终确认其埋葬方式存在疑似一次葬、二次葬（迁出和迁入）、二次扰乱葬（局部或整体扰乱）和多次使用或合葬所导致的人骨堆积现象。而“割体葬仪”则没有可靠证据。二次扰乱葬等葬俗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西部考古》8辑）。
陈洪海讨论了青海宗日墓地随葬的大量特征鲜明的属于明器范畴的小型陶器。明器的使用从宗日墓地早期就已经开始，中晚期达到顶峰，几乎每一座墓葬都使用明器，此后又开始减少。文中对明器的摆放位置和方式、宗日式陶明器的源流、明器的使用规律以及明器的产生与消亡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西部考古》8辑）。
许鹏飞选择高城墩等7处良渚文化墓地资料，依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将良渚文化的墓葬划分为7个等级，不同等级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不相同，整体上形成一种金字塔状社会结构。而激烈竞争的社会关系和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
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分为三区，其中一、二区墓葬数量较多，区内又有不同的墓组，李长盈认为这种三级结构目前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之中。它们仅靠血缘关系难以维持，所以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血缘＋地缘”的模式。同时，墓葬之间的分化加大，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高高在上的一级墓葬昭示着领袖人物的出现（《东南文化》5期）。
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赵志军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提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到中国境内。认为小麦传播到黄河流域的通道至少有两条：一条是草原通道，传播途径为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条是绿洲通道，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区（《南方文物》3期）。
陶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炊器，使用区域广，流传时间长，为核心器物之一。韩建业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新石器时代陶鼎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认为陶鼎源自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后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元前4200年以后进一步扩展到辽东半岛；公元前3500年以后，陶鼎仍主要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并扩展到华南北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陶鼎的流行区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向南进一步扩展到华南大部地区。最后指出陶鼎4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原地区始终是核心”，这一结论可能会有异议（《考古》1期）。
任瑞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他从彩陶花纹的分类分期入手，对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本地化过程提出异议。认为营盘山彩陶纹样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很大共性，本地特色彩陶花纹在早期阶段即已出现（《边疆考古研究》18辑）。
洪猛等把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分为五期，分期考察了各期之间存在更替和延续两种基本发展模式。通过分析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揭示了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江汉考古》6期）。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牵涉到中国大陆文化向东北亚地区的扩散和传播，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富强等认为，两个半岛之间的海上文化交流始于距今6000年以前的白石村一期和小珠山一期文化，此后不断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快速发展和活跃时期，而相互交流的趋向，胶东半岛向北的扩散和传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东方考古》12集）。
分布于闽江下游地区的昙石山文化，经济活动始终与海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周邻海域史前文化关系密切。海峡对岸与其时代相若的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中，均有一些来自昙石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如有段石锛、彩陶等，表明昙石山文化曾向海东地区扩散并对当地的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施加了强烈影响（《福建文博》4期）。
胡松梅从遗址的地层、遗址布局、动植物遗存和湖泊演变等方面，分析了渭水流域距今8000~5000年的环境演变，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白家文化最初分布在渭河流域低级阶地，距今7300年前后，气候波动升温，人们为避水患而向高处迁移，后产生了新的西山坪文化。随着气候好转形成的半坡文化，开始向四周地区扩散。距今5800~5300年，气候缓慢降温，反而使庙底沟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之后，气候进一步恶化，导致关中地区人口减少和文化衰落（《考古与文物》6期）。
张宏彦认为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其产生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前长城地带”。从环境、气候和文化的变迁过程来看，河套地区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时期，气候偏冷偏干，为采集—狩猎文化区；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由于仰韶文化的北上，该地区进入农业文化与采集—狩猎文化南北二元分布的格局；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原先的和平格局被打破，对抗和冲突成为常态，“前长城地带”形成（《西部考古》8辑）。
王辉等依据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附近的地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环嵩山地区的区域资料，将瓦店遗址附近晚更新世以来的地貌演化划分为6个阶段。龙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的颍河流域呈现“水乡”特点。在此基础上，瓦店先民建起了环壕聚落，并在台地上发展出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域的河流地貌，其演化对人地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南方文物》4期）。
李兰等通过微体遗存、孢粉、矿物表面微形态等检测分析，探讨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全新世环境变迁。认为这一带在马家浜文化之前是湖沼相沉积环境，距今7400年之后，水体不稳定，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人类活动加强，对区域植被破坏严重。而依山傍水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崧泽文化在这里获得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考古与文物》6期）。
湖北沙洋县钟桥是一处包含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等不同时期堆积的遗址。吴立等采用对疑似洪水层和现代洪水沉积物的锆石微形态、粒度、磁化率等地球化学指标的比较，揭示了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距今4900~4600年）和石家河文化末期（距今4000~3800年）发生的两次大洪水事件，在江汉地区分布得十分普遍，影响了区域新石器文化的兴衰（《地理学报》7期）。
青海喇家齐家文化聚落遗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已有多种解释。周强等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利用第四纪地貌学、沉积学、古洪水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遗址剖面中的红色黏土层与喇家北部大红山脚下的沉积物及上游积石峡黄河古洪水滞留沉积层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伴随着强地震的暴雨山洪，裹挟着来自大红山的泥石流，使喇家遗址遭受毁灭性破坏（《地理学报》11期）。
李梓杰等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个遗址采集的贝壳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结合佛山银洲贝丘遗址出土的贝类资料，围绕着当时的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南方文物》4期）。
刘莉等对内蒙古敖汉旗西梁遗址出土的1件石磨盘和1件石磨棒进行了残留物和微痕分析，认为磨棒和磨盘主要用来加工山药、栝楼根和百合等块根植物。进而认为小河西文化先民的经济形态明显继承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传统，而粟黍和小麦族的种子也是食谱中的一部分，是寻找东北地区农业起源的主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付萍等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浮选获取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种属鉴定和统计，炭化农作物中黍占绝对优势，粟的数量很少。进而认为该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是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同时，采集和狩猎仍然是哈民居民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农业考古》4期）。但在另一篇运用同一批资料进行的研究，其结论相反，认为哈民先民经济结构的主体仍然是采集和渔猎，农业是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第九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以下简称为《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炭化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形成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类型。同时，还发现1粒炭化小麦。以往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小麦遗存时代均偏晚，今后应关注上述地区的同类发现（《南方文物》3期）。
王祁等对现代小麦和水稻进行了炭化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水稻的炭化温度区间为180℃~210℃，而小麦的炭化温度区间为215℃~315℃。据此推断，炭化稻的形成概率只有炭化小麦形成概率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对于通过炭化植物的数量统计来研究人类生业经济会有一定影响，应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南方文物》3期）。
齐乌云等在山东莒县5处遗址采集的6个植硅体样品，包括了大汶口晚期（4个）、龙山（1个）和岳石文化（1个）三个时期。检测结果显示，大汶口晚期该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但数量少于黍粟。到龙山文化时期，稻属植硅体显著增多并超过黍粟。由于经过测试的样品数量过少，缺乏系统性，其结论还有待于验证（《农业考古》6期）。
陈涛等对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土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叶秆的植硅体及出自水稻稃壳的植硅体。此外，还存在少量黍稃壳植硅体。从而表明宝墩文化时期的经济结构是以稻作为农业为主（《人类学学报》2期）。
聂政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人骨胶原同位素三个方面讨论了山东青岛北阡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的生业经济状况。认为邻近海洋的北阡聚落采用了海洋生物类、陆生肉食类和植物性食物并重的三元结构的资源利用模式。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已经出现，农作物以黍为主，采集野生植物和坚果类也一直持续下来（《海洋遗产与考古》2辑）。
陈相龙等对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居民的食物结构以粟、黍等C4类植物为主，肉食的摄入量较低。所以，以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为特点的农耕经济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考古与文物》5期）。
吴梦洋等选取18例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骨胶原的提取和C、N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昙石山先民以来源广泛的肉食和一定量的C3类植物为生，肉食来源既有大量的海生动物类资源，也有陆生动物类资源。同时进行的墓葬等级与食物链的关系分析，表明食物的营养级与社会贫富可能没有关联（《海洋遗产与考古》2辑）。
河南新郑李家沟遗址早期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中原地区新石器时古的重要收获。王星光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起源，由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上溯到新发现的李家沟文化。地处中纬度的嵩山地区，具有过渡色彩的气候和地貌，这是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最佳生境。而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牛、马、羊、猪和陶器，均与定居相关，这一时期可能已经培育了黍、粟等农作物（《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2014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署名文章《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鸡驯化》，认为中国北方是早期的家鸡驯化中心之一。袁靖等对文中观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驳议，认为目前中国家鸡的可靠证据是来自距今3300的前后的安阳殷墟（《南方文物》3期）。
李志鹏等鉴定和研究了河北邢台小里遗址出土的后冈一期文化动物骨骼资料，包括哺乳类、爬行类、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分属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大类。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较之此前的磁山文化时期野生动物超过半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获取肉食资源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家畜饲养为主（《南方文物》4期）。
叶茂林以喇家的动植物遗存为例，探讨了齐家文化农业发展的生态化适应问题。齐家文化同时存在着农业和畜牧业，两者孰轻孰重，学界意见不一。文中认为齐家文化存在一种草作农业畜牧方式，形成与粟作并存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由于草作农业的失败，导致齐家文化向游牧方向转化过渡（《农业考古》6期）。
四川马尔康哈休是大渡河上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内涵兼有本地土著文化和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因素。在发掘报告划分为三段的基础上，何锟宇将其归并为早晚两段，探讨了哈休遗址史前生业方式。认为其在栽培旱作谷物的同时，主要以狩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而岷江上游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其生业方式在旱作农耕的同时，获取肉食资源以饲养家畜为主，狩猎采集作为补充，与陇东、陇南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相似（《考古》5期）。
方方认为凹石和蚝蛎啄广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是史前居民用于捕食贝类的两种基本工具。关于凹石和蚝蛎啄（凹形器和尖状器）的功能和是否为组合使用等问题，还有待于新的资料加以证实（《海洋遗产与考古》2辑）。
李小龙等收集了中国北方地区2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窑洞建筑资料，按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前期和后期四个阶段，总结和归纳了其形制、结构、灶址、墙和地面、通道和门等房屋要素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认为北方地区史前窑洞建筑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第一阶段，窑洞建筑尚处于探索和发展时期；龙山文化为第二阶段，窑洞建筑已经成熟，已经与现代窑洞大同小异（《草原文物》1期）。
杨宽等采用观察和实验考古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石铲的功能。分析内容包括形制特征、使用痕迹、设计工艺分析、复制使用实验和民族学佐证等。结果表明这些石铲是刀耕火种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边疆考古研究》7辑）。栗荣贺等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对查海遗址出土石器的制作技术和装柄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制作技术包括钻孔中的弓钻模拟，石钻和石环的配套结合形成简单的机械装置，起着和后来金属装置同样的作用，他们认可邓聪关于钻头的轴承说（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新石器遗址的石器中，有一种类似于“钻头”的工具，一端或两端有旋转磨制的痕迹，邓聪认为是“辘轳承轴器”。李永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环玦类石制品扩孔的工具——环砥石。为了了解扩孔技术并与同类工具进行比较，他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步骤包括选料、制坯、琢孔、扩孔等。比较后认为环砥石虽然在不同遗址有细微差别，但其作为环玦类毛坯的研磨、扩孔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东南文化》6期）。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及以后经常发现一种所谓破土器的石器，即上侧有斜把的三角形石刀，其用途主要有破土划沟和大型厨刀两种基本观点。刘莉等采用微痕分析和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功能可能是加工多种植物，类似于铡刀（《东南文化》2期）。孙建等对刘莉等关于长江下游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三角形石器不是石犁的模拟实验和微痕分析提出质疑。认为微痕分析立足的模拟实验，要与实际环境相符合，以北方旱地之犁来衡量南方耕作水田的石犁似不妥。同时，提出选择标本要有代表性，微痕分析不能割裂器物的整体性。最后认为把三角形石器解释为石刀没有足够的证据（《四川文化》6期）。
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山西襄汾大崮山遗址，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2万余件石制品。翟少东对大崮山以及周边的陶寺等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岩性进行了鉴定和对比分析，并把分布范围扩展到以大崮山为中心的400平方千米。同时，还探讨了大崮山石料资源的利用模式（《考古》3期）。为了考察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生产工艺，翟少东仿陶寺石器中的斧、锛、凿、楔、刀、矛和装饰品等7种器形，进行了针对性的复制实验。结果表明，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完整生产工艺包括选料选型、打片、琢、钻孔、磨和抛光等程序，但并不是每一件石器都要经过这些工序。在技术上，磨制石器的制作比打制石器容易，但比较耗费时间（《人类学学报》2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又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与打制石器的工艺进行了比较（《中原文物》1期）。黄可佳对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磨制石器的定名和分类、制作工艺和技术、功能和使用方法、原料和流通体系等，并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文物春秋》1期）。
彭小军等在讨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陶窑及陶器生产的过程中，分析了陶窑经历了同穴窑（大溪文化）、横穴窑（屈家岭文化）、竖穴窑（石家河文化晚期）依次替代的演变关系及其区域性特点。而伴随着陶窑结构的变化，是陶器烧制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同时，还讨论了陶器生产的规模和专门化问题（《南方文物》4期）。
乔玉统计分析了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内陶器的使用情况。认为聚落中每个家庭的陶器使用量约为15件。一些特殊器形，如鬶、甗、甑、箅子等，则与特殊食物的制备和消费密切相关。而陶豆则在葬仪中受到特殊重视（《南方文物》4期）。
辛学礼等探讨了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龙山文化低温陶器。通过提取过程和修复过程中的全方位观察，认为这里发现的低温陶器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因陶器烧制技术水平低而产生的低温陶器不同，属于有意而为。这种现象应与禹会诸侯记载中的短期会盟和祭祀活动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晓珂等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河南瓦店遗址出土的7件王湾三期文化白陶样品的组成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瓦店遗址白陶可以分为高铝型、高硅型和高钙型三类。高铝型白陶，推测其原料是含有铁钛等杂质的高岭土。高硅型白陶的原料以石英为主。高钙型白陶的原料主要是文石碳酸钙，为首次发现（《华夏考古》4期）。
关于史前纺织业的重要工具——纺轮，近年来陆续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吴卫对昙石山及闽江下游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纺轮进行了观察和比较，对其基本特征、制作、不同形式纺轮的使用情况及反映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文物春秋》1、2期）。谢莉等分析了广西革新桥遗址出土石拍的制作方法和程序，赞同其功能是制作树皮布的工具，并与周围地区的石拍进行了比较（《南方文物》2期）。
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的墓地资料，展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如墓主身份差别较大，前后期分布规律不同，有非正常埋葬现象，墓中随葬大量玉石器以及墓地中有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等。薛新明在分析上述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清凉寺墓地的墓主与潞盐外销有关，当时已经开通了黄河北侧穿越中条山区的运盐通道（《东方考古》12集）。燕生东将莱州湾南岸地区分为两个区域。第一区域在距现海岸线千米，第二区域在现今咸淡水分界线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面积普遍较小，均在2000平方米以下，出土遗物以鼎和罐的数量最多，可以确认为制盐的遗址有12处。从而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规模化的盐业生产（《考古》12期）。
良渚文化的文化和艺术成。
